第一部分 巨星（第16/19页）

她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预见能力。在她于“一战”期间写给索菲亚·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说，俄国国内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德国的大屠杀或许即将开始。而在《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的序文里，她指出：“在东欧，人们往往会把犹太人作为恶的典型来对待，这也是人们偏爱的话题，但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是否可以始终扮演自己故事里那个无辜却受害的角色呢？”《尤尼乌斯》小册子则是以一句有关战争、残忍的副歌歌词作结：“德意志高于一切！”[14]——只是这句歌词究竟有多残酷，她还不能完全知晓。每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士兵与工人们就要蹒跚着“跨过自己的坟墓，在每一只带来死亡的胳膊上打下方便前进的抓钩”。在卢森堡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暴力。战争教给她的一件事情，是看透“爱国心”可以变得多么面目可憎。而在阿伦特的书写里，她的世界主义与深深的犹太身份认同（多数离开波兰政党的非民族主义者大多也是犹太人）是自相矛盾的。在阿伦特眼中，这种包容的、无边界的理念成就了她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身份，并且始终在“世界上其他的多种命运”之上热情投入，直到生命尽头。这同样意味着，她具有看透战争的一切虚伪掩饰的能力。“令所有民族都只在耻辱发生在他者身上时才承认耻辱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一种扭曲形式。”在《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说自由，就是自由地去思考“额外之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自由，还有这样的隐藏性障碍：人究竟愿意给怎样的人自由思考的权力（而不是以污名化作为对他们进行翦除的暗示）？所以无论会带着她走多远（直到极限），卢森堡的普遍主义，其实是她足够坦率的另一个侧面。于是因此，她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一个急匆匆要去做要紧事的人，”她在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Die Rote Fahne）上撰文道，“势必将因不假思索地踩死一只虫子而犯罪。”“我大概并不比一只瓢虫更重要，”她在1917年于监狱中写道，“而伴随着我自身的无意义，我感到无比快乐。”她将1891年那场所谓“依照《圣经》”降下的大饥荒，直接归结为沙皇政策的后果。她引用了一位向官方提供证词的牧师的话：

最近的三年，歉收始终在悄悄逼近，不幸之事也格外频繁地降临在农民们的头上。这都是害虫作祟的结果，草蜢吃光了谷物，爬虫附着在上面，而瓢虫则负责“打扫战场”。这收获对田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种子还未及发芽，就已经在地下焦渴而死。谷仓空了，面包也无从寻找。动物们的叹息和失败，牛缓慢地走，羊死于口渴和饲料匮乏……无数的农舍和树木为频发的火灾而苦恼。一道火墙和浓重的烟雾包围了我们……用先知西番雅的话来说，“我将摧毁大地上的一切，主如是说，人、牲畜、野兽、鱼和鸟无一能幸免。”

有多少野兽葬身火海，又有多少海鱼在浅滩奄奄一息！麋鹿在林丛中奔命，浣熊和松鼠则难逃一死。天堂也变得贫瘠，坚硬如矿石；雨露不再降下，只有干旱与山火在大地上肆虐。果树枯萎，那花与草也不能幸免。覆盆莓不再成熟，而原本遍及山野的黑莓、蓝莓、蔓越莓已难觅踪影；沼泽与湿地已然干涸……苍翠的森林、新鲜的空气、散发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冷杉……这一切都去了哪里呢？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

在这充满剥削与原始盲目性的世界上，倘若它那充斥在人与自然间的微观的残忍真正展现在一个人面前，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去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关注人类自己：“我们的‘嗜血罗莎’，几乎是在工作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蔡特金写道，“只是为了能让一只毛虫改变主意，让它以全新的方式获取食物，而不再以错误的方式。”“而以泛神论的观点看，（她）承认这世间所有生物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