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5/19页）

然而在伍尔芙看来，这种无归属或许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而在阿伦特笔下，卢森堡是来自“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卢森堡的国际化视野，其中的一个方面，”奈德尔写道，“是更热衷于外来文化。”“我确实看到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卢森堡在1904年写信给亨丽特·罗兰·霍尔特斯，“而这本身，也将成为克服人们偏执与愚昧的一种手段。”在她生命的末期，在布雷斯劳监狱里，她翻译了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1]的自传《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AHistory of My Contemporary）。在译者序中，她写道：“身负三种民族主义的侵扰，这天生的矛盾，使得柯罗连科选择逃向普世的人道主义。”歌德的“兴趣普遍主义”是卢森堡的理想。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类比，就是将此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对于无意识者，国界是没有意义的。弗洛伊德从来都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的观念里也没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影子，所以他的普遍主义，其实也是一门被后来将精神分析学称为是“德国的”，并且——或者，是“犹太人的”学问。民族主义给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而革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同样也往往会受它的蒙蔽。于是，弗洛伊德曾对自己取得成就的原因做过一个著名的总结：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往往生活在偏见里，自然不难归纳偏见产生的原因。

对民族自觉的反对，是卢森堡与列宁（但并非是只与他一个人）争论的焦点。而这同样可以用精神分析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对应来理解。波兰社会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卢森堡和约吉谢斯不得不选择退出，并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另立门户，于1893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整个民族成为一个共同的政体，"1908年时她总结，“根本没有可能。”尽管曾为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媒提供过一篇文章，但卢森堡从未与他们建立过联系。而这份名为《同盟》（Bund）的报刊，所致力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得到了约吉谢斯的支持。这也是他们之间政治观念分歧的一个例子。卢森堡并不愿意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族群来看待。“通过强调犹太人的受难，你期望得到什么呢？”在她1917年写给乌尔姆那封颇具争议的信里，她写道，“那些在普图马约[12]橡胶园里贫苦的受难者、那些在自己家园生活却成为外来的欧洲人捕猎游戏道具的黑人，我反倒觉得他们离我更近……我并没有为‘犹太人’这个词在心里留下一个特定的空间。我在自己的家里，却不妨碍我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乌云、鸟儿，以及人们的泪水。”

可无所谓怀抱怎样的观点，她终究还是成了反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甚至在自己的党内，她也饱受这种攻击的侵扰。在1901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宣称，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当然包括卢森堡），就像是“在我们的客厅到处吐口水”的不速之客（这也让我们想起阿德勒的告诫“不要让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汤里吐口水”）。回顾她的一生，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指责她和她外来性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蒙上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秘密社团”或“不传之秘”的比喻，成了反犹主义者又一种经典的说辞。到了1919年，诺斯克担任防务大臣，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如果说他的反犹主义倾向不曾对他关于逮捕和杀害卢森堡的命令产生影响，显然有些说不通。

然而，如果我们断言卢森堡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看重，似乎又是有些片面的结论。她拒绝将德雷福斯事件[13]视作一起单纯的“犹太事件”，而是将它看作一次犹太人以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对抗。而这尚且不是全部，她的信件里总会出现很多意第绪语的表达，尽管她曾不止一次使用“犹太佬”这样带有污蔑性的称呼。而根据洛瑞·卡索尔（Rory Castle）最近的发现，她曾在1910年的文章里谈论过反犹主义。在她看来，反犹主义是“继大屠杀之后，最能体现人类政治观点的落后与文化里无法革除的原始印记的标签”。如果说她确实曾主动为自己的犹太性申辩，那么她的犹太性却也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尽管她和她的家人曾努力试图融入非犹太世界，他们却都不曾遗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她的父亲爱德华是扎莫什奇当地改良犹太社区的领导成员，同时在各项事务上都很活跃。我们或许可以将她的犹太性回归看成一种“被给予”。正像阿伦特曾将此放入她与哥舒姆·舒勒姆的著名对话之中，这其实是她生命里“显而易见的事实”之一。在那本《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还曾将社会主义的反战倾向，比作“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荒漠”的壮举（她又一次对马克思进行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