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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皆是事实。事实解释不了任何事。相反，正是事实需要解释。例如，我一次又一次经过我外祖母的屋后，却从未在那个车站下车，走回去看看是否还是原来那座房子，可能因火灾导致的必要修缮而有所改变，或是不是在旧址上盖起了新房子。我想见一见住在那儿的人。看见他们，会驱走可怜的露西尔，在我脑中，这些年她一直等在那儿，怀着理直气壮的愤怒，洗洗擦擦，让一切窗明几净。她以为听见有人在甬道上，赶来开门，急切得等不及铃响。结果是邮递员，是风，什么都没有。有时她梦见我们穿着翻飞的雨衣从路的那头走来，弓着背抵御寒风，用她听不太懂的话互相交谈。当我们抬头对她开口时，那些话给捂了起来，单词之间的间隙扩大，韵律膨胀，像水中的声音一样。万一有一晚我真的走到房子旁，遇见露西尔在那儿会怎么样？那是可能的。既然我们死了，如今那栋房子自是她的。说不定她就在厨房，搂着腿上几个可爱的女儿，说不定偶尔她们望着黑漆漆的窗户，发现母亲似在那儿看见的东西，她们看见自己的脸和一张与她们母亲特别相像的脸，全神贯注，饱含深情的凝视，只有露西尔会认出那是我的脸。假如露西尔在那儿，西尔维和我已在她窗外站了上千次，我们趁她在楼上换床褥时，大力推开边门，带进树叶，扯掉窗帘，打翻花瓶，然后以某种方式，在她赶得及跑下楼前再度离开那座房子，留下一股浓烈的湖水味。她会叹息，心想，“她们一点没变。”

或者，想象露西尔在波士顿，坐在餐厅的一张桌旁等朋友。她的衣着典雅有品位——比如说，穿着一身花呢套装，颈上搭配一条琥珀色的围巾，让人们注意到她逐渐变黑的头发里有一抹红。她的水杯在桌上留下一个三分之二的圆环，她用大拇指把圆环画完整。西尔维和我抚平我们超大号外套的下摆，用手指把头发梳向脑后，我们没有跨门闯进去，没有坐到她的邻桌，而是掏空口袋，在桌子中央堆起一小摞湿漉漉的东西，挑拣出口香糖的包装纸和票根，点数硬币和美钞，加总金额，笑哈哈，又加一遍。我的母亲，一样，也不在那儿；我的外祖母，穿着家居拖鞋，辫子甩来甩去；我的外祖父，头发梳得平贴前额，并未兴致勃勃地埋首研究菜单。我们不在波士顿的任何地方。无论露西尔怎么张看，永远不会在那儿发现我们，发现我们的任何足迹或踪影。我们未在波士顿的任何地方停留，连驻足欣赏橱窗也没有，我们的流浪没有边际。注视这名女子用食指涂去水杯上蒸汽里的姓名首字母，注视她把玻璃纸包装的牡蛎苏打饼干悄悄放入手袋，准备拿去喂海鸥。谁都不可能知道她的思绪如何被我们的缺席所拥塞，不可能知道她如何什么也不看、不听、不等、不盼，永远只对我和西尔维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