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9/11页）

假如那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露西尔的日记偶或让我想到，我每天的生活，若像她的一样写入笔记本，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也许会记下我发现一张破旧的二十美元纸币，用安全别针别在西尔维的左侧翻领底下。这并未给我造成太多困扰。兴许一直就别在那儿，然而，那提醒了我她游民一样的应急手法和习惯，把我的注意力从露西尔身上引开。现在，显而易见，露西尔不久将离家。她心意已决。我不断观察她——又是一个谜，这一次，这个谜迟缓、膨胀。每一天，她都在为离家做准备——费了怎样的心思！——总有一天她会离去。

开学第一天，她早早溜出家，没有等我就走了。我能看见她独行的身影，远在我前方，穿着鲜白的牛津鞋和挺括的白上衣，头发在阳光下泛出黄铜色。还好，我心想，她也是一个人。开始上课后，约莫过了一小时，有个女孩拿着一张纸条来到我的教室，要我去校长办公室。我在走廊遇到露西尔，我们一语不发地往办公室走去。校长叫法兰西先生。他命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然后自己坐在桌子一角，晃着腿，把玩一小截粉笔。他的头颅小而光滑，手和男孩的一样大，非常白净。他会一边望着手中的粉笔，一边低眉抬眼看我们。我猜，这种装模作样的姿态，意在暗示一种克制却神秘的权威，但效果，因他穿着花哨的短袜而削弱了几分。

他说：“你们两个女孩子，去年缺了半年的课。你们说，怎么办？”

“给我们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露西尔说，“我们可以跟上的。”

“嗯，”他说，“你们是聪明的女孩。如果努力，不会有问题。如今我们真正、不得不希望看到的，”他字斟句酌地说，“是态度的转变。”

露西尔回答：“我的态度已经变了。”

他的目光从我们其中一人身上移到另一人身上，斜着眼睛。“所以你无须听我的简短教诲了，是吗，露西尔？”

“是的，不需要。”她说。

“那么你呢，露西？”

“不。我的意思是，我猜不需要。”

“你猜不需要。”

我的脸滚烫。法兰西先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但他从答不上来的问题里获得审问者的乐趣。他抛了一下粉笔，目光锐利地望着我。

“她明白你要讲的话，”露西尔说，“我不知道她今年是否会更用功。也许会也许不会。没办法和她正经讨论实际性的事。那些对她而言无关紧要。”

“她在成长中，”法兰西先生说，“教育事关重大。露西，什么是真正让你觉得要紧的？”

我耸了耸肩。法兰西先生学我耸了耸肩。“那就是我指的，”他说，“态度问题。”

“她还没搞清什么是对她要紧的。她喜欢树。也许会成为植物学家或什么。”

法兰西先生怀疑地审视我，“你想当植物学家吗，露西？”

我说：“我想没有。”

法兰西先生叹了口气，起身，放下粉笔。“以后你必须学会自己发言，自己思考，这点不容置疑。”

露西尔定睛看着我的脸。“她有她自己的一套。”她轻声说。

那是露西尔和我在学校唯一一次共度的时光。我不时看见她，可她躲着我。她加入一群女生，在家政教室吃午饭。我在但凡能找到有足够空间容我坐下，但不会显出我想挤进某个团体或对话的地方吃午饭。我一边吃一边看书。午餐难吃极了。我简直咽不下去，像是在吊着脖子的同时试图吃下花生酱三明治。去上拉丁语课是一种解脱，课上，我在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位置，按照字母顺序分配到的。作业本身成为一种避难所，我变得整洁细心，但有时急得冒汗，想跑回家，看看房子是不是空了。当我能够把思绪再度集中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上时，心感释然，甚至愉快。一两个月后，法兰西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他很高兴听说我的态度有了实际转变。他的桌角上摆着厚厚一叠我整洁、满分的试卷。那时我对态度这类东西的构造一无所知，现在仍一无所知，若说我有一种态度，说这种态度变了，让他满意的话，我不会反驳。但事实是，我喜欢拉丁语课胜过午餐，胜过做白日梦。那年秋天，我害怕独自去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