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21/24页）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政治因素是怎样介入您的作家身份的？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促进？

诺曼·马内阿：文学当然也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解释，但这是狭隘的、片面的，所以并非一直正确的。如果某部文学作品有明确的政治主题，但只要它是文学，它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罗马尼亚，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某些政治主题的书被迅速“制度化”，某些作家试图逃避严格的文学标准……这些作品只能僵死在文学殿堂之外某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里，它们可以避开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但也因此渐渐远离了生动的文学世界。某些作家依附于一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使自己与其他同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对于文学，尤其是那些专注于政治主题的作家，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怀疑会加深，这些作家会遭受更多的挫败感。在名为《圆形剧场》的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中，一位作者针对一些畅销的政治小说指出：“最近出版的书籍暴露出一种不完全的勇气，他们得到了警察的许可。”这样的表述可真有意思，不仅仅因为别人以前没有这样写过，而是因为写这话的人自己就是靠写作时事主题的小说得到了很多好处。那些无法确认这种话是否可信的读者，开始对文学作品的出版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我认为，政治文学不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它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政治文学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努力达到一定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真正爱国主义的真实证词。我们要防止爱国主义这个词的庸俗化，使它不受到轻浮的、煽动性的操纵。当然，好的文学可以涉及任何题材。我刚才所说的也许可以间接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政治生活可以丰富创作资源，当政治生活给人民带来恐惧和约束，偏离了国家的建设时，作家应该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的人。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代的作家可以怎样参与到公共论坛中来？他怎样可以既发表自己对当代公众生活的意见，又可以继续做一个不把现实和创作混为一谈的作家？

诺曼·马内阿：不管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和素材多么错综复杂，也不管有多少例外摆在我面前，我相信，作家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实现其艺术使命，严肃对待自己，严肃对待他的职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和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为了抓住人和宇宙难以言喻的本质，文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法则，不受到任何外界权威的影响。艺术观念应该和一定的伦理观念取得一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遵循如此高尚的精神准则并非易事……贫穷、孤独和缺乏别人的理解，这些是作家必须承受的命运。但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他们无法走近公共论坛，没有人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美好的愿望和潜在的能力感兴趣。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讽刺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对小丑主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我想您一定不会忽略，可笑的面具后面那个愤怒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面具作为“放弃”理想的标志却削弱了力量。在《小丑艺术家的画像》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把讽刺说成是“艺术和艺术家可笑的顿悟”，是“艺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自我批评”。讽刺这一创作手法是否困扰过您？

诺曼·马内阿：我得承认，讽刺这个创作手法确实困扰过我。对我来说，它是我创作张力的一个中心。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我想指出的是，那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都包含着讽刺的元素……[3]艺术家不是小丑，虽然别人可能这样看他，虽然社会逼迫他戴上闹剧里的面具。但是如果想到来自环境的压力——那个分裂扭曲的环境——艺术家戴着的可笑面具就不是屈从的标志，而是抗拒的标志，虽然这种抗拒是有所掩饰的，他只是在为报复做准备。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