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9/15页）

伊利亚德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心目中解决罗马尼亚（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地理情况和政治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地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视角是传统的、保守的，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他对民主和现代性充满了怀疑。

支持国家独立的“独立主义分子”和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主义”的“联合派”之间的旧冲突最近再度萌芽，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呼吁建立一个斯拉夫的俄罗斯国家。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这样的争论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被操纵的。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和那些希望加强本民族特征的人之间重新展开了争论。

右派并不比左派聪明，他们既没有从自己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吸取敌人的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瑟琳·维达里曾提及，据康斯坦丁·诺怡卡[41]透露，远在美国的伊利亚德曾鼓励爱德加·帕普在罗马尼亚开展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辩论。[42]帕普教授是另一个杰出罗马尼亚人的悲剧，他学养深厚，但不幸地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搅和在一起。这场辩论的初衷是要强调罗马尼亚对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但却逐渐演变成一场丑陋的思想讨伐（我曾经在当时发表在罗马尼亚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一点[43]），这和斯大林时期要求苏联媒体不断发掘苏联文化超越西方文化的新证据非常接近。这场扭曲了罗马尼亚文化界的运动持续了十五年，最终导致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对知识分子最险恶的操纵和恐吓。政治阴谋家们很快在伊利亚德的思想和他们的眼前利益之间架起了桥梁，考虑到伊利亚德过去的类似经历，他的这次似乎并不经意的举动也难逃罪责。

伊利亚德在他的第四卷《日志》及前几卷的《日志》里提到，他不但被控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罪名，而且还被指责“反犹太”。事实可以证明，尤其是在早期，伊利亚德和某些犹太知识分子关系甚密，而和铁卫团的罪恶行径却毫无瓜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日志里，有很多地方表明他和铁卫团的思想完全一致。

伊利亚德日志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匈牙利和反斯拉夫，而不是反犹太人——这根本不是他赞成的，而是他反对的。

只有作者才能揭开自己的谜底，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杰出的学者会这样强烈地排斥异族，特别是他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就远涉重洋到印度求学、欣然接受文化多样性的人。

伊利亚德对自己那段奇怪而声名狼藉的历史始终保持沉默，除了表示遗憾，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希望，他的朋友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发表的日志将填补某些空白。和我一样，任何一个读过塞巴斯蒂安日志的人都会知道，这本日志对了解一个大屠杀前的罗马尼亚和东欧至关重要。塞巴斯蒂安敏锐清醒但也令人忧伤的智慧照亮了人类那段充满仇恨和堕落的悲惨一幕。

在日常生活中，“极权”制度，都远比这些名称传达的东西更为复杂。在现实中，这些名称，有时甚至是这些名称依托的基础都更为复杂。诚实和良心要求那些坚持所谓战后“真正社会主义”的人们抛开简单化的偏见，因为这种偏见不但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对于那些新老投机分子来说，要承认这种暧昧的快乐非常困难，这就像要那些纳粹分子——真正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谈论他们快乐的青春，谈论曾经的那些游行示威、舞会、演讲和令人陶醉的爱情一样困难，这些是他们幸运的罪，他们只在自己灾难性的罪行被公之于众之后进行反思的时候才不得不承认，纳粹和反犹太是一些可怕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