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10/15页）

伊利亚德的最后一卷《日志》缺少这类作品应有的深刻反思。有的时候，这个缺陷是由于他渐高的年事造成的，他的语气变得像个君王而不是教授（例如那些长长的会议、宴会、观众名单以及那些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恋口气（例如，他炮制了一封芝加哥大学校长宣布让默塞·伊利亚德担任宗教历史教授的信），这些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有些幼稚。

对伊利亚德充满争议的生平进行诚实的、批判性的分析是出版他日志的充分理由，这对罗马尼亚文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伊利亚德的作品在战后几十年里一度被禁，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方面，齐奥塞斯库的“民族斯大林主义”政权努力想获得铁卫团曾经拥有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领导人对于他们过去敌人的政治倾向仍然耿耿于怀。我们且以高古·拉杜莱斯库为例。1937年，当得知左翼学生拉杜莱斯库被扣留在铁卫团总部并且被他们用湿绳子鞭打的时候，伊利亚德不仅对这种野蛮的惩罚表示满意，而且还说他要把拉杜莱斯库的眼睛抠出来。[44]在考虑伊利亚德的书是否能出版时，拉杜莱斯库正担任着国家副主席的重要职务。

不管怎么样，伊利亚德的文学作品开始被重新发行，他的一些学术作品也逐渐出版了。有趣的是，同时也是最能代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模糊政策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个大张旗鼓宣传无神论的时代，尽管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存在非议，他的《宗教思想史》还是被发行给了少数一些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官员。

伊利亚德开始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见各种人，这里面不仅有罗马尼亚作家，还有罗马尼亚的“官员”，甚至还有政府的代表。[45]他在日志里提到这些会面的时候时常会使用一些符号，这在一个一直喜欢魔术和宗教仪式的人身上是很可理解的。例如，在写到把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给罗马尼亚时，他提到了罗马尼亚大使默塞·马尼塔、罗马尼亚大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基·佛莱斯库、佛莱斯库的妻子，还有一个叫阿德里安的人。但另一方面，那个在罗马尼亚联合会（这是罗马尼亚政府与海外侨民保持“文化接触”的组织）的协助下，帮助伊利亚德的妹妹从他们父母的家里找回圣像的人在他的日志里只是用名字的首字母V.C.来表示。难道这是为了保护那个冒此“非法”之险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给出其名字的首字母呢？罗马尼亚读者很容易就能猜出这是弗吉尔·坎迪（Virgil Candea）的名字，他是罗马尼亚联合会里的“党代表”，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官方的“文化间谍”，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曾被逼完成过几次秘密的使命。

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在罗马尼亚是个禁区，但他的作品却受到广泛尊重，他独特的性格使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许多出版物上，并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他的名字也被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用在一些受到政府保护和鼓励的杂志上。

1982年，这是齐奥塞斯库左翼—右翼独裁统治最黑暗的一年，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国家剧院观看了《依菲琴尼亚》。伊利亚德的这出戏于1941年（另一个法西斯猖獗的黑暗之年）首次上演，1951年再次由一个移居阿根廷的右翼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上演。[46]毫无疑问，就像1941年一样，剧场外的紧张局势和观众的情绪——恐惧、厌恶、疲倦和绝望，不幸地和剧情交织在一起，演出变成了一首歌颂为光辉“事业”而死的赞歌，一种快乐的、超越一切的牺牲。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日志里有关1941年这场演出的一句话：“喊叫着的声音，情绪激昂的手势……”[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