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8/13页）

伟大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卡拉迦利曾经描述过这种缺点：“我们都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句话说得很风趣，但却没有什么解释力。反对罗马尼亚政权的大多数努力为什么会消失在无计划、无组织的短时间爆发中，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即使在恢复到一种比较民主的生活状态后，未来的罗马尼亚也可能会因为这段黑暗的恐怖时期而遭受痛苦。

在所有自称属于中欧的国家里，罗马尼亚可能最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才能。正是因为缺乏革命传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罗马尼亚才会处于这种灾难性的“非欧洲”状态，这看上去很矛盾，但却是真的。

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不足一千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四十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一千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四百万。按人均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

党员证只代表一种依附的证书，是众多个人档案中又一份可以证明一个人社会状态正常的东西，仅此而已。让一个党派如此迅速地扩充就相当于废除它。如果由党执掌的政权没有转入国家安全局手里，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壮大理解成是一种英明策略的果实。党员身份的好处完全是潜在的，这些好处取决于一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也取决于他是否保全了自己的敏锐直觉。

这种情况可能会表现出怪异的悲喜交加的状态。例如，我们很难忘记1981年默塞·伊利亚德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在罗马尼亚出版引起的骚动。在一个官方宣扬无神主义的国家，在一个审查者们严格禁止出版任何与宗教相关文字的时期，这本书的标题让整个事件更加蹊跷。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让这个充满矛盾的事件变得近乎丑闻，那就是，伊利亚德在战前属于极端右翼，而战后他转向了“美帝国主义”。

这本书的发行量极小，这又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感兴趣的读者要抢着在书店里寻找“关系”，自然有很多人买不到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的发行量并不是那么小，后来甚至还有再版，但是绝大多数的书都通过统治集团的“特殊渠道”销售一空。获得一本《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历史》成为那些自称是无神主义者、革命者和那些与所有叛徒及帝国主义者势不两立者的特权。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也许罗马尼亚人中就会少很多共产党员。近些年来，尽管申请入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行为，尽管党一直坚持不懈地强调和证明自己在作家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就像在所有其他组织里一样），作家中的党员比例降低到全国的平均线以下。这个比例在货真价实的作家中更低，所谓货真价实的作家，我指的是那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保持着自己身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是用密码文字写成的，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政府和警察。所以，人们都充满敬意和信任地注视着这些正直而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是在他们沉默的时候。

1981年的最后一届作家工会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叛[17]。作家们直言批评罗马尼亚瘫痪的文化生活，如果那些演讲被公之于众，人们至少会对作家们的勇气和坦诚感到惊愕。

“流落的欧洲人”——一个当代罗马尼亚小说家这样定义他的同胞（这让人想到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是被流放的欧洲人”）。但是罗马尼亚人一直有惊人的能力再生，找到在灾难之间不定的间隙里迅速复原的力量。在这种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各种形式的生命、创造和反抗通过文化尽可能地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