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3/13页）

第二天，就在我要飞回布加勒斯特之前，当地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偷偷告诉我，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天早晨会见了他和另外一些同事，询问他们对我在报告会上所做发言的看法，而且还询问了有关我性格方面的问题。

那天和我一起去机场的共有四个人。在安检处，我们要出示机票和证件。这是常规检查，结果，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人顺利地通过了，我却被单独留下做特别检查。值班的警官拿走了我的证件，他说：“只是检查一下。”我的那三个同事回过头来一起等着我把问题解决。入口处的士兵对我们解释说，那不过是穿制服的人对平民常见的恶意行为。

我的一个屡遭此类挑衅行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是常规程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应该早就有所感觉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申请到西方旅行。从非官方渠道，我已经知道我获得了第二年去西柏林做研究的基金。罗马尼亚的邮政“服务”确保了那封正式邀请信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有趣的是，这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收到了那封信，我永远也不可能被获准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因为这样的请求要经过国家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是被拒绝的。[5]

那是6月的某一天，负责出境旅行的警察分局里人山人海，这使我有充足的时间看等候室里的公告栏。其中的一个公告栏里贴着一些少年犯的照片，下面写着他们所犯的罪行——这三个年轻人是一起打人和偷窃案件的同犯。他们照片下方的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某某，生于某某地方，无业，无犯罪记录，伙同某某，殴打某某公民并实施偷窃行为，被拘留等候审理。这段充满语法错误的话在每一张眉头紧锁的光头照下重复着，只有一个例外：最后一个年纪最小的十六岁少年，他的照片下不是仅写着“无业”，而是特别指出“无业吉卜赛人”。在1986年的警察局里！就在满墙宪法引文的旁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里，种族歧视或煽动这种歧视都是可以定罪的。

10月中旬，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不可思议的通知，上面盖着内政部“特件”的印章——允许我旅行的许可证！然而，在兴奋之后，我开始备受焦虑不安的煎熬，我总感觉我的每一步都有人监视，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当权者寻开心的玩物，这些人随时可以取消他们已经发出的许可证。

如果说祸不单行，那么偶尔好事也会蜂拥而至。就在几天后，我得知我的小说《在边缘》获得了作家工会颁发的一个奖，他们评出的是1984年出版的最佳图书。[6]

几年前，我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一篇发表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委员会一本民族主义“文化”周刊上的新法西斯社论，结果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所以，这次得奖的喜悦被心头的怀疑冲淡了几分。

11月，我乘火车到北方的故乡——苏西瓦去向父母做出游前的告别。与我同一车厢，就在我预订座位的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乘客，除了一个公文包外他没有带其他行李。一路上他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他要如影随形地陪我到达目的地，也许还要跟到更远（“只是让你知道他们盯上你了”）。

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型海报：苏西瓦文化节。第一天是音乐日，接着是雕塑日，然后是文学日、电影日、戏剧日等等。那些要和布加勒斯特来的明星进行对话的人是根据最近发明的“三明治制度”选出来的：为了故意造成混乱，把一个真正的作家和一个毫无才能的牛皮大王放在一组，把一个奉行机会主义的恶棍和一个广受尊敬的艺术家安排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合法的组合，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