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5/26页）

“记得在我办公室的那个下午吧，内森，他从纽约来的那次?我问过他，你也问过他，他跟我们说的什么?”

“说的真相！他说了真相！”

“‘你是共产党吗，林戈尔德先生?’我问过他。‘你是共产党吗，林戈尔德先生?’你问了他。”父亲声音里有种我从没听过让我震惊的东西，他喊道，“如果他撒了谎，如果那个人对我儿子撒了谎……！”

我在他的声音里听出要杀人的一股决断。

“你怎么能和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对你说谎的人打交道呢?怎么能?这不是孩子的谎言，”父亲说。“这是成年人的谎言。是有动机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一直说下去，我同时在想，艾拉何苦费这个力呢，他为什么没告诉我真相?我无论如何还是会到锌镇去的，或者总会争取去的。不过，他不仅仅是对我说了谎。问题不在这里。他对谁都没说真话。如果他在这点上对所有的人都说了谎，而且习惯性地一直如此，那就是有意为之，以求改变和事实的关系。因为没人能就此不作准备临时编造。对这个人说真话，对另一个人说假话——行不通。因此，他在此事上面说谎是他穿上那件制服后自然的一部分。不说出真相是他怀着这个信仰所自然具有的本性。他从没想过要说出真相，特别是对我；那不但会危及我们的友谊，还会危及到我。他有很多理由不说真话，纵然我当时完全都明白，也没一条能对我父亲解释清楚。

我和父亲（还有母亲，她说，“我求你爸爸不要给你打电话，不要惹你心烦的”）谈过以后。我试着给西十一街的艾拉打电话。电话整晚都是忙音，次日早晨我又拨，接通了，旺德鲁斯——伊夫常用艾拉厌恶的小铃唤到餐桌前的那个黑女人——对我说，“他不住这里了，”就挂了。因为艾拉的哥哥还仍是“我的老师”，我就忍着没打电话给默里·林戈尔德，不过我给艾拉写信，写到纽瓦克勒海道，请林戈尔德先生转交，又写了一封到锌镇的信箱。没有回信。我看了父亲寄给我的关于他的剪报，大声喊道，“谎言！谎言！卑鄙的谎言！”但接着我想起了约翰尼·奥戴和欧文·戈尔斯坦，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

不出六个月，美国书店里出现了——匆忙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伊夫·弗雷姆口述，布赖登·格兰特记录》一书。前后封面是一幅美国国旗的复制品。前封面上的国旗撕裂得参差不齐，椭圆形的裂口内是艾拉和伊夫最近的一张黑白照：伊夫外表柔和漂亮，戴着一顶小帽，垂着她闻名的带圆点的面纱，穿着毛皮外套，拿着环形小包——伊夫和丈夫手挽着手走在西十一街上，对着镜头粲然微笑。但艾拉看上去一点都不快乐；在浅顶软呢帽下，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镜头，神情严肃忧虑。几乎紧靠着封面正中心印着书名《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伊夫·弗雷姆口述，布赖登·格兰特记录》的地方，醒目地用红色圈出了艾拉的头部。

书中，伊夫称铁林，“别名艾拉·林戈尔德”，是一位“共产主义疯子”，用共产主义思想“攻击威吓”了她，每天晚餐时对她和西尔菲德进行说教，对着她们大喊大叫，尽其所能给她们两人“洗脑”，让她们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我不相信我一生中见过像我年轻的女儿所做的如此崇高的事，她只热爱整日安静地坐着弹奏竖琴，面对这个共产主义疯子和他的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谎言，她竭力为美国民主辩护。我不相信我一生中见过像这个共产主义疯子所做的如此残酷的事，他用尽一切苏联集中营的手段要让这个勇敢的孩子屈服。”

封页上是西尔菲德的照片，但不是我认识的西尔菲德，不是那个体形庞大，二十三岁，讽世的西尔菲德，她穿着吉普赛服装，风趣轻松地帮我吃完那晚宴会的晚餐，随后把她母亲的朋友一个个批评过来逗我乐，而是一个圆脸小小的西尔菲德，黑黑的大眼睛，梳着辫子，穿一件晚会礼服，守着一块贝弗利山庄生日蛋糕对着她美丽的妈妈微笑。西尔菲德穿着白色棉制礼服，上面绣着小草莓，裙子被衬裙撑开，缚着腰带，在背后打成一个蝴蝶结。是西尔菲德四十二磅的时候，她六岁大，穿着白短袜，黑色玛丽·简鞋子。这个西尔菲德不是彭宁顿的孩子，甚至也不是伊夫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这张照片达到了伊夫一开始取这名字用其模糊想象之意义的效果：使西尔菲德超凡脱俗，升至空中而成了非人间的。西尔菲德成了圣人，不带丝毫邪恶，不在这世上占有任何位置。西尔菲德成了与人对抗者所不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