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4/26页）

“哦，内森，”利奥温柔地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朱克曼先生”以外的称呼。他让我在他书桌前坐下，就站在几英寸外看着我，我还在啜泣，一边解开短呢外衣的钮扣，外套被雪花打湿了，沉甸甸的。他或许以为我准备把衣服都脱了。我却开始对他讲我见过的那个人。我告诉他我想搬到东芝加哥去和奥戴一起工作。为了良知我必须如此。可是我能不告诉我的父母吗?我问利奥这样是否诚实。

“你这垃圾！你这个娼妓！走！离开这里！你这个两面派，戏弄男人的娼妓！”他说道，用力把我推出房间，砰地关上门。

我不明白。我没真正理解过贝多芬的音乐，我仍旧读不懂克尔恺郭尔，也不明白利奥对我喊叫的内容和他为什么对我喊叫。我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他我正考虑和一位四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钢铁工人一道生活，他的样子有一点像年纪大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而利奥转而把我赶了出来。

不只是住在过道对面的印度学生，几乎走廊里所有的印度学生和非洲学生都跑出房间看出了什么乱子。在这个钟点，他们大多穿着内衣，他们看到的这个男孩刚刚发现在十七岁的年纪不那么容易获得英雄主义，不像十七岁时那么容易拥有为英雄主义和差不多是所有事物的精神层面所吸引的天分。他们以为他们所见到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自己仍旧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所见，后来，到了下一堂人文课上，我才意识到利奥·格卢克斯曼自此以后将把我记作不只是不比人高明，更不要提我不会成为一名伟人，而且还把我看作是芝加哥大学所收过的最不成熟，文化上最落后，最可笑的平庸之辈，真是不像话。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所有我在课上的发言、为课程所写的文章，以及我写的长信都在为自己解释，道歉，指出我并没有离开大学去和奥戴一起做事，都不能打消他的看法。

次年夏天，我在新泽西州挨家挨户卖杂志——与在黎明、黄昏和夜色中在印第安那的钢厂散发传单不太相同。虽然我和艾拉通过几次电话，定好了我在8月去小木屋看他，但他最后时刻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我轻松了，后来回到学校。过了几周，1951年10月最后几天，我听说他和阿蒂·索科洛，还有导演，作曲，节目的另两位主要演员，著名节目报告员迈克尔·J.迈克尔斯被开除出《自由勇敢者》。父亲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经常看报纸，他告诉我，前一天纽瓦克的两份报纸和纽约所有的日报上都已登载了这条消息。《纽约美国期刊》的标题中称他为“激进赤色分子铁人”，布赖登·格兰特是那份报的专栏作家。报道登在“格兰特内幕”栏目中。

听父亲的声音就能知道他最担心的是我——担心艾拉认我作过朋友会牵连我——于是我恼火地对他说，“因为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扯谎说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他们可以扯谎把你也说成是共产党，”他说，“是的。”“让他们说吧！就让他们说啊！”但是不论我如何对着自由派的手足病医生爸爸大吼，好像他是开除艾拉和他同事的电台管理人，不论我如何大声说明这类指控同样不适用于艾拉，也将同样不适用于我，我仍知道我可能是错得不轻，因为我刚和约翰尼·奥戴一起度过了当天下午。奥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认识他时，他仍收到奥戴写来的长信，还回信给奥戴。接着就是戈尔斯坦和他在他家厨房里说的一切。孩子，别让他给你灌个满脑子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党找上艾拉这样的笨蛋就利用他。从我家里滚出去，你这个共产分子蠢货……

我一直有意拒绝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这些和那张唱片，还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