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0/26页）

奥戴一文不名，党也没钱雇他来组织，或是以任何途径来给他经济上的援助，因此他每天写些传单在工厂门口分发，用他从前钢厂里的伙伴偷偷捐给他的几块钱来买纸张，租了台蜡纸油印机和一台装订机，然后在每天天晚时自己到加里发放传单。剩下的零钱他拿来买吃的。

“我起诉国内钢厂的案子还没了结，”他对我说，直奔主题，率直对我，好像我是可和他平起平坐的人，是他的同盟者，倘若还不是他的同志的话。他和我谈话的样子好像艾拉不知怎地让他以为我是我年龄两倍那么大，一百倍独立，一千倍勇敢。“可是好像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管理层和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已经开除我，永远把我记上了黑名单。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开始采取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党。他们不知道重大历史问题并不是由菲尔·默里的产业工会联合会来决定的。看到中国了吧。是美国工人来决定重大的历史问题。在我这个行业，当地工会已有一百多名失业的钢铁工人。这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工作机会少于工人数量，甚至连钢铁工人，工人里最迟钝的这部分人，最终也开始质疑现行体制。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而我仍然被当地钢铁工人工会管理委员会拘捕，因为我是党员就被开除。这些混蛋不想开除我的，他们要我声明与党脱离关系。这一带卑鄙的新闻界集中对准了我——这里，”他说道，递给我打字机旁的一份剪报，“昨天的《加里邮报》。卑鄙的新闻界会就此大做文章，就算我保留了在五金业的工作卡，我上了黑名单的事也仍会传到承包商和工头那里。这是封闭的行业，因此被工会开除就意味着我失去在我的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哼，让他们死去吧。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在外围，反倒更利于斗争。卑鄙的新闻界，冒充工会的人，和虚伪的加里市政府把我看成危险人物吗?好。他们要让我过不下去吗?好。除了我自己并没有人要靠我。我也不靠朋友，女人，工作或是其他任何传统的生存支柱。我怎样都能过下去。如果《加里邮报》，”他说道，拿回了我在他说话时没敢去看的那份剪报，整齐地对折好，“和《哈蒙德时报》以及其他的人认为他们用这套伎俩就会把我们赤色分子赶出湖镇的话，他们就耍错花招了。如果他们不管我，或许我不久就有一天自己离开了。可是现在我没钱，哪里也去不了，他们就得接着对付我了。工厂门口我把传单递给工人时他们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友好和感兴趣的。对我亮出V的手势，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书本获得一刻的决定权。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法西斯工人。有一个夜晚，周一的晚上，我在加里大工厂散发传单，一个胖家伙开始骂我是叛徒无赖，我不知道他脑子里还想了些什么。我也没等。我希望他喜欢喝汤和吃软饼干。跟铁人这么说吧，”他说道，头一回微笑了，尽管是让人痛苦的样子，好像逼出一个微笑是他不得不去做的更困难的事之一。“告诉他我身体还不错。来吧，内森，”他说，我很懊恼听到这位失业的钢铁工人说出我的名字（就是说，我为我在大学里新的迷恋，正萌发中的导师，以及我对信奉政治的兴趣在减退而感到懊恼），而在此之前我刚听他讲了《重大历史问题，中国1939》，用的正是同一个温和平稳的声音，同样仔细的发音，谈起来十分详细精通，却不像从书中收集而来，他尤其说到牺牲的无私精神。说到“内森”的那声音正是说到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的声音让我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的声音。“弄点东西给你吃吧，”奥戴说道。

奥戴和艾拉言谈的不同之处我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白的。也许因为奥戴的目标之中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奥戴正过着他改变信仰后的生活，因为言谈正是个藉口，不针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因为它似乎源自大脑的中心，即是经历的那部分，他所说的种种皆有紧绷绷切合题旨的品质，思维是牢固树立了的，言辞本身仿佛充满决心，不夸张，不浪费精力，在言辞中有智慧的敏锐，并且不论目标如何乌托邦式，仍具有浓厚的现实性，使人感觉使命不仅在他脑中，也在他的手中；不同于艾拉给人的意识，是智慧支配了他的理念，而不是智慧的匮乏。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一股特性渗透了他的言谈。不难看出艾拉的言谈是对奥戴的模仿，但不具有其活力。真实的特性……虽然说话的人也是对什么都不曾笑过。结果他目标的单一性有一种疯狂，这也使他不同于艾拉。奥戴生活中摈弃了所有人类的偶然性，可他却又吸引了这类事件，这其中就有种明智，是通达、胸襟开阔又不循秩序的生存方式所具有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