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9/26页）

当下的问题是约翰尼·奥戴被赶出工会，失去了工作。我和他在一处寄宿房舍碰面，他已经有两个月没付过房租；他还有一个星期的期限交出租金，不然就要被赶出去。他的小房间很整洁，有扇窗对着天空。单人床的床垫不是放在弹簧褥子上而是放在金属网上，床铺理得很妥帖，甚至是好看的，铁床架上暗绿的漆不像噪声很大的散热器上的油漆，没有剥落也没脱落，但依然看上去让人灰心。总的说来室内的摆设与利奥在国际宿舍的那些差不多简陋，但那种孤寂的气氛却吓住了我，让我觉得我该起身离开——直到后来奥戴温和平稳的声音和他特别锐利清晰的发音开始强有力地响起。仿佛一切不在那房间里的事物都从世上消失。奥戴来到门口，让我进来，礼貌地请我在仅放得下他的打字机的桌子前坐下，坐在他对面，房里两张靠背椅中一个椅子上面，就在那一刻，我有种感觉，与其说是觉得除了这住处奥戴已被夺走一切，不如说是更糟糕的，那就是觉得奥戴几乎是恶意地把自己与一切不属于这个住处的事物剥离开来。

现在我明白了艾拉在小木屋是在做什么。现在我明白了那小木屋和除却万物的起因——为伊夫·弗雷姆所不能容忍的丑之美，使人孤独遁世，也使人无牵无挂，自由地作个勇敢不畏缩，目标坚定的人。奥戴房间代表的是克制，表明无论我如何怀有许多的欲望，我仍可以把自己约束在这个房间内。倘若最终你知道你能忍受惩罚，你就可以什么危险都冒，这房间就是那惩罚的一部分。这房间给人一种严格的印象：自由和克制之间的联系，自由和孤独之间的联系，自由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奥戴的房间，他的小屋，正是艾拉木屋的精神实体。那么奥戴房间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会在多年以后发现，那次我去苏黎世，找到了纪念牌上写着列宁名字的那所房子，用少量瑞士法郎买通看门人，可以参观列宁隐居的房间，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奠基人离乡背井在里面住了一年半。

奥戴的外表本不该让我讶异。艾拉对他的描述正是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鹭：精瘦，整洁，刀片脸，高六英尺，平顶灰发，眼睛似乎也已转为灰色，鼻子又大又尖如刀，皮肤布满皱纹，好像他早过了四十几岁。但是艾拉没说过狂热行为使他的模样像个被关起来把过自己的日子当成服苦役的人。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人的样子。他的故事已经预先定好了。他对任何事都没得选择。只好为了他的目标把自己从事物中剥离出去——只有这件事可以做。他又不受别人影响。不只是体格如钢丝，令人羡慕地细长；还有他的意识，也像工具，轮廓宛如鹭鸟骨架的侧影。

我想起艾拉对我说过奥戴随身带着轻型拳击袋，在部队里他出拳快而有力，“如果不得已，”他能一次打败两三个人。一路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他房间里会不会有个拳击袋。是有。不是像我想象的挂在角落里头的高度，像健身房的一样。而是在地板上，侧放着，靠着扇橱子门，结实的梨形皮袋子，又旧又破，不太像是皮的，倒更像某个被屠杀的动物颜色褪尽了的某身体部位——好像奥戴是用一头死河马身上掉下来的睾丸来练习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念头不理智，但因为我起初对他怀着敬畏，就是驱赶不开这念头。

我记得那晚奥戴对艾拉诉说他灰心不能整天“在港口这里建党”时说的话：“我不太擅长组织，没错。你得很会和怯懦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才行，而我则更倾向于痛打他们的脑袋。”我还记得，因为我回家以后把这些话记进了那时我正写着的广播剧里，那出剧写的是一家钢厂里的一次罢工，其中约翰尼·奥戴的所有惯用语都一字不改地出现在一个叫吉米·奥谢的人身上。一次，奥戴写信给艾拉，“我要成了东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正式的混蛋了，就是说我最终要进拳头城。”“拳头城”成了我下一部剧本的标题。我忍不住如此。我想写看上去重要的事情，而看上去重要的东西正是我不知道的。我总用尽方法通过那时我所能运用的词汇即刻就把事事都变成宣称鼓动，就这样在几秒钟之内就丢失了重要事情之重要所在，和直接事情之直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