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10/29页）

“参加昨天晚上的诸伯利群星冬天舞会的有杰里·斯多利三世，优秀的化肥家族的子孙，还有精致敏感的黛尔·乔丹小姐，银狐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独特得无法形容的舞蹈风格让所有倾慕者惊叹不已—”

我们去看的很多电影都是战争题材，战争是在我们开始上高中的前一年结束的。之后我们去海因斯饭店，而不是蓝猫头鹰，因为高中的其他人都会去那里，去玩投币式自动电唱机和钉球机。我们喝咖啡，抽薄荷醇烟。在每排座位间有高的深色木隔断，上面有黑金玻璃排气窗。杰里谈论战争，把纸餐巾折叠成几何形状，包在勺子上，又撕成飘舞的条带。他给我描述巴丹死亡行军，日本监狱营里的酷刑，东京的轰炸，德累斯顿的毁灭；他一连串说了那么多暴行，还有歼敌的数字。全无抗议之意，而是带着一种有节制的兴奋，奇怪的持续的享受感。然后他会给我讲现在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正在开发的武器；他把它们的杀伤力描述成不可避免，巨大无比，宇宙本身的力量都不能与之匹敌。

“生物战争—重新引进腹股沟淋巴结鼠疫—他们在制造没有解药的疾病，储藏起来。神经性毒气—通过半弱智药物控制全部人类—”

他确信会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都会被消灭。在他那博学男孩的眼镜后面，显示出一副心甘情愿而又执拗的样子，他期待着巨大奇异的灾难。很快，我以惯常的恐惧、踌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复，这激发他走向了极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战我的理智。这轻而易举。他接触到了真实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么分裂的。我接触的唯一世界是我用书籍创造的，只对我来说是独特的、滋养的。但是我坚持着；我感到厌倦和气愤，我说好吧，假设这是真的，你为什么早上还要起来去上学？如果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还打算做伟大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完结了，如果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你还要什么都做？”

“我还有时间获诺贝尔奖。”他玩世不恭地说，想逗我开心。

“十年以后？”

“就二十年吧。大多数伟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岁以前做出的。”

说过这类话之后他总会喃喃低语：“你知道我在开玩笑。”他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战争。我们逃脱不了诸伯利的信条—吹嘘或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会招致超自然的危险。但是真正把我们拉近和绑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希望，我们对彼此既否认又承认，既讥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们喜欢长途散步，从我家后面开始，沿着铁路线走。我们会走到瓦瓦那什河湾栈桥，然后返回。我们谈论安乐死、遗传控制群体、是否有灵魂、宇宙是否最终是可知的。我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看法。开始我们在秋天散步，接着是冬天。在暴风雪中，低着头争辩，手插在口袋里，细腻刺骨的雪打在我们脸上。争辩累了，我们会把手拿出来，伸开双臂保持平衡，试图在铁轨上走。杰里的腿又长又瘦，小脑袋，鬈发，圆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边耳罩，我记得他从六年级就一直戴着。

我记得我过去像别人一样嘲笑他。我有时仍然羞于被内奥米之类的人看见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认为，在他循规蹈矩接受在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一种奇异而无情的优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满足的荒诞，带着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他出现在舞会上带着的精神，僵直地带我舞过变化莫测的数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须参加的棒球赛上，他无用地对着球晃来晃去，和军校学生一起行军。他不想假装成普通男生，但却做着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现永远不会被接受，人们总是会嘲笑他。他不愿意变成别的样子，他表里如一。而我，我的自然边界要更为模糊，尽可能地吸收保护色。我开始明白也许像杰里这样生活会悠闲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