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4/7页）

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以充实社会内容重新赢得了读者。

第二，打破封闭式格局。

以程小青为代表的战前侦探小说，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封闭式。侦探重视指纹、痕迹、凶器及各种科学检验，依靠推理査明案情。程小青的秘诀是：“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揭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22）这是典型的英国侦探小说的路子。“英国型的侦探小说的特征是：故事在一个家庭或者村庄的圈子里展开，重视三一律，不限于唯一的一种犯罪行为。”（23）这路小说无疑是古典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象征，但普雷佐利尼发现，它们的主人公“举止总是一样的……侦探没有发展。……侦探不会变老，他没有孩子，也没有弟子。每个案子他都从头开始”。（24）程小青、张碧梧、俞天愤、陆澹安等人的作品，优点和缺点便都在这里，它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闭锁自身的艺术世界”。（25）有时为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不得不过分依赖巧合。如程小青的《舞后的归宿》，人物被刀刺死，另一人又打来一枪，子弹偏偏正入刀口。《案中案》里，陆全用刀杀死作恶多端的孙仲和，后来得知，行刺时孙已服药自杀，这样，“好人”陆全就减轻了法律上的罪过。作者刻意的安排太多，使小说类似一个精心设计的理化实验，现代科学表明：“在一个理想的测量过程中，一个系统可以被准备得使某一给定测量的结果可以预言。”（26）小说如果也如此，就会减少其可信性和刺激性。所以，打破封闭式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在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侦探由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形象转向“社会科学家”。程小青此时翻译了美国范•达痕（s.S.Van Dine，1888—1939）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和艾勒里•奎恩（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等名著，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范•达痕笔下的斐洛凡士，“与福尔摩斯那种在地板上来回地爬着寻找物证的归纳推理相对照，他更重视罪犯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27）这正是方兴未艾的悬念推理小说的一支。程小青这一时期的《王罵珠》、《两粒珠》等作品便留下了这一影响的痕迹。例如《两粒珠》的案情，起因并非是犯罪，而是一个“犯了急性求恋症”的少年的莽撞行为所致。霍桑破案的主要依据不再是物证，而是明察秋毫地分析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心理，得出“祸患生于轻忽”的结论。而且，霍桑还推翻了对一个仆人“诚实可靠”的考语，指出：“你也研究过行为心理，总也相信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力量是相当大的。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平日的行为本很谨严，可是因着意志薄弱，或是理智不清，所以一遇到试诱的机会，往往不能自制，就也有行恶的可能。

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两粒珠》的开头本来就是两件互不相干的案子交错进行，后来才合成一个。在情节上不守成法最甚的是孙了红的《一〇二》，小说一共17节，直到第7节以前，根本不像一篇侦探小说，没有案情、没有疑团、没有侦探，讲的尽是一个海派小戏班里的男女调情。悬念出现以后，作者又扯到万里之外菲律宾战事上去，让主人公徒劳而可笑地钻研那个岛国的地理、交通、物产、战况，将“八打半岛”中的“八打半”硬解释成“一〇二”。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固有看法。

在正统的封闭式侦探小说中，的确如托多罗夫所云，没有爱情的位置。而封闭式格局一旦打破，作为人生重要内容之一的爱情，就自然而然地进人了侦探小说的家园。《两粒珠》的案由就是那位少年“为情魔所驱，丧失了理智”。在孙了红的作品中，更是普遍地涉及爱情问题。《紫色游泳衣》写了一个失恋者的报复，女主角在丈夫和旧情人之间进退失据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血纸人》的复仇故事中，同时包藏着一个爱情悲剧。《三十三号屋》的数字谜团，来自一对小情人的暗语，小说以他们盛大的订婚典礼结束。至于《一〇二》，完全可以看成一个言情小说。侠盗鲁平19岁时，热恋的情人罗绛云死于劫盗的刀下。从此他更加痛恨人世黑暗，无情惩罚那些恶徒。18年后，他偶遇面容酷似罗绛云的花且艺人易红霞，遂痴心追逐——但只是精神上的，想把易红霞创造成罗绛云那样的“完人”。易红霞因家境贫苦，不得不周旋于众多的追逐者中，并也染有一些轻浮习气。追逐者之一绝望之下枪击易红霞，化名奢伟的鲁平得知这一危险后，赶去用身体挡住了子弹，受了重伤，而易红霞为了给他输血最后也病重不治。鲁平生命中最珍视的两位姑娘都死了，他经过悲伤、迷惘，最后仍决心继续走下去，“铲除掉一切人世间的弱肉强食的不合理的事和强暴凶恶的蟊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