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7/22页）

我开始从她那儿学到的这一点极其重要：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务必做到或者设法做到与别人共命运。你也许会说我早就应该懂得这一点。我是应该懂得，从某一方面来说也确实懂得这一点。不然的话，无论是劳希奶奶、艾洪，还是伦林夫妇，都能在我身上取得更大的成效。可是这一点，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像在咪咪·维拉斯身上表现得这样明显，她的肉体就是她的招募处，她还更为惹人注目地发出自己的授权书、许可证、特准证，坦率无遗地表明自己是怎样的人，但是她没有任何通常的合法活动场所，如商店、办公室、家庭或会所等等，而是全凭自己锲而不舍的意志、不容置疑的理由和倔强固执的看法。我想她一定已经看清——这怎能不给她带来强烈的痛楚？——冷酷的见解和她这种爱的信念之间的矛盾。可是世间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外皮极厚，使这种矛盾成了不可避免。因而，这也是共有的命运和另一种内心的痛苦。

到了夏末，我们已经成了知心密友，克莱姆·丹波甚至疑心我们有了更多的关系。然而根本没有那种关系，这不过是由于他的妒忌心理，尽管不是纯属幻想，而以她时常穿着衬裙来我房间这种不足为凭的表面现象作为证据。她穿着衬裙来我房间，只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层楼。她进凯约·奥伯马克的房间也是这样——这个顶楼就住着我们三个人，完全是因为住得近的关系。即使不无挑逗之意，其实只不过是习以为常了。就像一名小提琴手，当他乘火车去参加演出时，他的驼绒大衣口袋里总带着一个橡皮球；尽管沿途会碰上不少事，又有景色可看，可是他决不会忘记捏球练手指这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她来只是为了借一支香烟或者是使用壁柜，里面装满了她的衣服，或者是来聊天。

现在我们可聊的事情更多了。因为我们逐渐发现我们俩另外还有一层关系。这跟那个皮肤黝黑的赛维斯特有关，就是那个我曾替他散发过电影广告传单，还曾想把西蒙培养成共产主义者的人。他始终未能在阿穆尔技术学院读完学位。他自称是由于缺钱，还暗示说他的政治任务是在别的地方，但大家都认为他是被学校淘汰了。就算是这样吧，他现在住在纽约，在地下铁路上干技术工作。在四十二街的地面下。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暗处干活。现在这已使他染上一种古怪的色彩，他的脸色灰黄泛黑，双颊松弛，他的眼睛本已伤于忧虑，现在更像土耳其人的眼睛了；由于连续工作，也许是老是眯起眼睛盯着地下办公室里那一排排的红绿电钮，眼皮也增厚了——就在这种地方，他坐在制图板前复制蓝图，抽空还看点小册子。他跟弗雷泽一样，也被开除出了共产党。罪名是有“左”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异端观点——这些术语使我感到古怪陌生，更怪的是他总认为我懂得这些术语。现在他已加入另一个政党，托洛茨基派，仍算是个布尔什维克。他透露说，他一直有任务在身，未经党内领导批准，决不能去任何地方。就连回芝加哥，名义上是探望父亲、劳希奶奶把他叫做“面包师”的那个老头，他也负有使命，就是跟弗雷泽接头。我由此推断出弗雷泽也要被接纳进这个新的政党了。有一天，在五十七街上，我碰巧走在他们的后面。赛维斯特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手提包，抬头望着弗雷泽，用一种特别缓慢的政治性腔调说着，弗雷泽则以一种敬而远之的神情，倒背着双手，两眼掠过他的头顶，望着远处。

我也见到过赛维斯特和咪咪一起站在公寓的楼梯上。他是，或者说曾经是咪咪的姐夫，他在纽约娶了咪咪的姐姐安妮。她现在已经离开他，正在跟他办离婚。我不由回想起当年他跟第一个妻子的事，他想穿过她父亲的后院，跟她谈话，她竟朝他大扔石头。我甚至清楚地记得他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时的情景。当时我和吉米·克莱恩正在米尔沃基大街上凛冽的寒风中兜售刀片和割玻璃刀。赛维斯特想要咪咪帮忙，替他向她姐姐求情。“去他的吧！”咪咪私下对我说，就像她平时发表意见时那样，“要是我早在他们结婚之前认识他，我肯定会劝安妮别嫁给他。他彻头彻尾是个讨厌鬼。我真奇怪，安妮怎么能跟他在一起捱过整整两个年头。年轻的女孩子尽干些最荒唐的事。凭他那张烂泥脸和那两片嘴唇，你能想像出跟他同床的情景吗？哼，他看上去倒真像个青蛙王子。我倒盼望安妮现在正跟一个年轻力壮的码头工人睡在一张床上。”谁要是惹了咪咪的亲人，她是决不肯饶他的。她一面听着赛维斯特的诉说，一面幻想着她姐姐正直挺挺地躺在一个壮汉的身下，强烈的快感使她两臂乱舞。她冲着赛维斯特把眼睛瞪得老大，为了让他能看到她脑子里幻想的这一切。在这片刻之间，我对她这种冷酷的做法颇为反感。因为假设他看不到，才使这成为让人开心的玩笑。当然，他大概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