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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在马路上看了很久，直到三兄弟的父母叼着食物飞回来，我才放心地离开。从那天开始，我炒菜时不再使用吸油烟机了，我认为排出的气体不利于小麻雀的生长。我需要保护住在烟囱里的三位兄弟。

女主人很快发现了我的反常行为，她嗅到了屋子里的油烟味。即刻提出了质疑。那时我正站在厨房里陶醉地听着三兄弟的叫声，我已经能够准确地分清他们声音中的微小差异了，有一只不叫我就会心事重重。女主人说：“傻瓜蛋，有吸油烟机不用，你丫神经病啊？”我刚给她干活时，她对我的称呼是四个字——文学青年。这四个字用她地道的北京话发出来，显得无比的恶毒，基本上和傻B画等号。雇用我三个月后，她叫我的就是这三个字——傻瓜蛋，她说之所以没有解雇我，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像别的人一样吓她一跳。

我示意她小声一点，低声说：“烟囱里有一窝小麻雀，他们是我的兄弟。”女主人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遍（好像我是个什么怪物），扭身走出了厨房，在门口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农民。我喜欢这个称呼，虽然它同样恶毒，但我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认为做个农民并不可耻。

我每天都会久久地站在厨房里听兄弟们的叫声。有时候他们的叫声很焦急，我也跟着着急，我知道他们一定是饿得慌了，而他们的父母还没有飞回来。有时候他们叫得很开心，我也跟着兴高采烈，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吃饱喝足了，望着楼下的车流人丛渴望着他们的飞行呢！

我的行为终于让女主人愤怒了，那天我站在厨房里发呆时，她对我说了一个字——滚！文学青年——傻瓜蛋——农民——滚，从四个字到一个字，我到城里后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每天我都会站在马路上，抬头看着烟囱里的三位兄弟。在我估计兄弟们要出飞的这一天早晨，我早早地来到了那幢楼下的马路上，我看到烟囱的缝隙间一共伸出了五个小脑袋，加上一个我，出飞的仪式显得无比庄重。

他们的父母开始轮翻地飞出去，在空中转一圈又飞回烟囱里，叽叽喳喳地叫着鼓励他们学着去做。我把手握成了拳头，默默为三兄弟加油。不久，第一只长着黄嘴丫的小麻雀终于离开了烟囱，摇摇晃晃地飞了十几米又赶忙回到了父母身边。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同样飞了出去。三兄弟不停地飞出去，又飞回来，慢慢地他们飞行的路线越来越长了，飞得也越来越稳了。最后，五只麻雀一齐从烟囱里飞了出去，飞上了城市的天空，在令人迷茫的城市里消失了踪影。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烟囱里了，我也再不会听到那亲切的“叽叽”声了。我知道三兄弟在城市的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他们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我在心里说了句：兄弟们，不行的话，就回农村老家吧！

转身离开时，我意外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已经流满了泪水。

找中指

阿强和阿丽结婚五年了，还喜欢做一些小孩子的游戏。晚上躺在床上，脸对着脸，一个人用一只手攥住另一只手的手指，只露出五个圆圆的指尖，让另一个人来找中指。找对了，刮对方一下鼻子，错了，要被对方刮一下鼻子。阿丽输的时候往往要耍赖，把身子转过去，让阿强刮不到她的鼻子。阿强说一句“又想耍赖了是不是？”突然把两只手伸进她的腋窝里，阿丽回过头来，也把手伸进阿强的腋窝。于是，两个人的笑声像两只皮球一样在房间里欢快地跳跃起来。他们需要让屋子里经常充满这样的笑声，要不然，屋子里会显得很冷清。

五年前进行婚前检查时，查出阿丽患有一种血液病。医生告诫说：“这种病千万不能怀孕，否则极易引起大出血，有生命危险。”五年来，他们一直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们的两只床头柜里，一只装着一盒盒的安全套，另一只装着一瓶瓶的避孕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