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5/13页）

我试过了所有耳熟能详的说辞：一个与以色列国并列存在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会带来众多好处，巴勒斯坦人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国旗和政府下有尊严地生活。我说那将要定义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边界，也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和平和安全。“还有我们的心理健康。”接着，我又坚持道，“我确实希望这一切能实现，因为我就是一名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因为我在意以色列，所以我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唱了红脸，也唱了白脸。我说如果我们这一代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就边界问题取得统一意见的话，如果我们在还能做什么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做的话：“我都不敢去想我们会踏上怎样的灾难之路。”

而哈米会再一次抬起头，激动地晃着他的卷发，一次又一次地带着一种耐心的、唐吉诃德式的热情，站起身来解释说，在这个故事里确实有两个民族，但不幸的是只有一片大陆。这个事实是不会被这世界上所有的那些边界、围栏、分界线和路障所改变的：“这片土地是不变的，但是Bazi，你曾经说过什么，你记得吗？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将流进同一片海洋。”

“一个公正的分割不再有可能了，”他说，“不管是分割土地，还是分割水源。所有的水源都是联结在一起不能分离的。圣地也都集中在一起，挤在同一座城市里。”他重复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如同双民族那样生活了，就像风景和天空，它们同时属于两个民族。“我们已经黏合在一起了。”他说，把手指紧紧地交错在一起，“你能做什么呢？我们无法从你们中分离出来。”

然后，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眉毛挑到额头上的第三道皱纹里，问道，如果从内心深处说，他不知道一个双民族国家最后会发生什么，在我们70或者80岁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死去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在现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试试？为什么要等到一切变得暴力，要通过灾难来解决问题？”

“所以，它在哪儿？指给我它确切的位置。”我昨天定格了画面，冲动地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那条绿线——它经过哪儿？这儿？”我站在电视机旁，用手指划过屏幕，越过村庄，在山间停住，“这儿？”我仔细地辨认山村的轮廓和居住地的外围，像是真的期待在漆黑的夜晚阴影和闪烁的灯光中间找到一条真正的绿色分界线，也许它就像在地图上那样由点线标记而成。

“在这儿。”我听见哈米在我身后偷笑着说。

然后我转身，看见他用手指轻敲自己的头：“就在这儿。”

除了奥马尔、维达和玛万之外，哈米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没有出现在这部家庭影片中：珊娜和丈夫还有孩子们一起住在希伯伦；拉姆斯——一名医院药剂师，和家人住在安曼；还有瓦西姆——一名政治法律学毕业生，住在柏林。在3月的早些时候，这部影片被寄来三周之后，瓦西姆作为学生代表团的一分子到访华盛顿。在回柏林的路上，暂停纽约八天。

哈米和他手足们的相似性在录像里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让我着迷，而这种相似在我见到瓦西姆的时候倍加明显。他33岁，比哈米大5岁，他和哈米不只在面部轮廓、身高和身形上相似，连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听上去都很像哈米。

“不，抱歉，这不是哈米。”他有一天下午在我为了获知餐厅地址而打去电话的时候打断我，在我咕哝着自己没衣服穿之后——我只穿着内衣和袜子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衣柜，在衣架间翻找。瓦西姆接着用那令人迷惑的相似的声音说：“他在洗澡。请问你是？”

“哦，”我片刻之后含糊不清地说，大笑着试图盖过我的尴尬，“是莉雅特，我以为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