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4/13页）

我不可抑制地想象自己看见了我的家被导弹的瞄准线对焦，从炮兵部队的发射台，透过上帝知道在哪儿的望远镜镜头。我不可抑制地意识到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在外，脆弱万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近、多么亲密。我被我们在另一边过着的，那珍贵的、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生活所震撼，被那繁荣的壮观场景所震撼，我被我们占领了整片天空的舰队所震撼。这个场景让一阵寒意窜过我的脊柱，就像昨天那样，从这个角度看去，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是那样地值得嫉妒、那样地让人愤怒、那样地使人怨恨。

“看！你看到了吗？！”哈米昨天十分满足，为我的惊讶而兴奋，“我告诉过你啦！”

在我们相遇后不久，他就坚持说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从他哥哥在拉马拉的房子里看到海。他说站在阳台往外看能看见从西岸到大海的全部景致。“这片大陆很小，Bazi，它是那么的窄，”他在我表示怀疑的时候回答道，“40多英里，就这样，”他补充说，好奇我怎么能如此坚持我那已经过时了的政治主张，“你要把这两个国家怎么放呢？”

那是一次令人疲倦的、毫无意义的争吵的白热化阶段，我们从冬季来临的那天就开始了类似的争吵。被信仰和热情所驱动，我们天真地企图说服对方、动摇对方的立场，或是毁掉那个立场。我们说教、引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重复的、翻来覆去的、无用的争吵中，带着无数的叫喊和情绪，沉沦在绝望中。我通常是喊叫的煽动者，很容易就会情绪失控，变得暴怒——一旦我们聊起政治，我就像是被什么魔鬼攫住了一样。我痛恨这样。我痛恨自己突然出现的猪脑子和我自以为是的狂怒，敌意使我头脑发热、呼吸困难、在愤怒中咬牙切齿。我痛恨最后的失败滋味，以及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和苦涩。那无尽的重复争辩是横在我们之间的潘多拉魔盒，那样的永恒和不可战胜，永远无法消除，像是一种可笑的本能。

直到有一天晚上，争论演化而成了肆虐的眼泪和摔门而出的战斗，我们俩都筋疲力尽，而且变得神经衰弱。我们决定结束这一切，发誓不再讨论政治。

哈米带着他盲目的双民族幻想，堵住耳朵，像个孩子一样狠狠地用头撞墙——对他来说，要么是全部，要么是没有。而我，带着我传统的、坚定的两国主张——一个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原则。他带着他坚持的列侬梦想——一个心软的理想主义者，依然双眼发亮地为两方人民的和解祈祷。然后，我又再次坚持自己的立场，使劲跺脚，把可行性和逻辑挥在他脸上，代表狗耳分区分割协定辩论。我是那么讨厌他那辞藻华丽的20世纪60年代跨国的天真，他确信人性价值是在自己这边的。他是开明的那个，是修复世界的那个，是眼界开阔的那个——而我还滞留着，带着隔离的、毫无吸引力的犹太复国运动者的保守的帽子。他是普遍论者，是脱去那过时的，关于国家、种族的观念和蠢笨的国旗和圣歌定义的和平的传播者。而我——非常不愿意被推向这个角色——是清醒的实用主义者：我只看重实际的和平条约和类似于“政治边界”和“国家主权”这样的术语。

我厌恶那持续掌控着我的、难以理喻的爱国悲情。我厌恶每一次当我面对他的阿拉伯极端主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右派”，挤进我那保守派父母的阵营。让我愤怒的是，面对他的双民族热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全以色列阵营，成为那种我家人会在周五晚上的吃饭时间一起声讨的人。在餐桌上，背景是电视里播出的一周新闻，我姐姐与我会和我们的父母争论，之后迈卡会加入他们的阵营。我们把一切的问题都归罪为军事占领，诅咒右翼政府和移民。但在纽约，我突然听上去和他们很像。我为以色列辩护，为它的政治正名。在全世界所有人中，我不能认同的那个人是哈米。我痛恨这一点。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有着亲密和爱情，还是一次次地败在了别的人也会失败的地方。我痛恨这样的事实，内心充满仇恨——对他的、对局势的、对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