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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风景画少了山和水一样，她总觉得桌上少了些什么。这才想起：忘了蛋糕。她讪笑着：唉，瞧这通忙的，差点把主角给忘了。于是腾出位置，把蛋糕放到正中央，像祥林嫂端着祝福用的猪头，小心翼翼，害怕有什么闪失。

几只蝙蝠像抹布一样把窗外的天空抹得漆黑。从玻璃上，福嫂看到一个胖女人的影子，蓬乱的头发像政见不同的政客一般各自骄傲地分立着，彼此不相理会。这是自己么？她举举手，玻璃里的胖女人也举举手，她知道，那是自己。这时，她才想起：自己不照镜子已经很久了。

她急急忙忙跑进女儿的卧室，从瓶里挤出些摩丝，使头发暂时和平相处了，又从抽屉中拿出唇膏，很笨拙地往自己嘴上抹。她很想涂得好一点，但手却老不听使唤，轻一笔，重一笔，使她看起来像个刚吃过人血的僵尸。她左看右看不满意，干脆用纸擦了。残留的红一下子变得自然了，这才放下镜子，换上一件久已不穿的蓝绸裙，以往很合身的裙子像紧箍咒一样勒得她难受，她努力屏住气，挺胸，收腹，感觉才稍有好转。

这时，门铃响了，她如同一颗石子从弹弓中飞出一般扑向门口，她要和他们一样，给对方一个惊喜。

门开了，不是小兰，也不是小兰爸，而是邻居郑大妈，郑大妈满头大汗，笑着说：“福嫂，中午我钥匙锁在家里了，寄放了一块蛋糕在你家，我来取。”

“蛋糕？”

“对对对！生日蛋糕，红皮。”

福嫂觉得空气中“咚”的一声闷响，随后有一只小虫从她的左耳一直穿到右耳，而后飞得无影无踪。

她的头一下子昏沉沉的：蛋糕，蛋糕，怎么会？怎么会？

她提起桌上的蛋糕问：“是……是……这个么？”

“对对对！”郑大妈接了蛋糕道谢走了。福嫂觉得自己心里像有一包马蜂，被郑大妈一捅，乱哄哄地炸了窝。

郑大妈走了几步，回头说：“差点忘了，小兰让我告诉你，晚上她同学过生日，不回来吃饭了，你家那口子说今天生意不好，要迟些回来吃饭……”

福嫂点点头，轻轻地关上门，门在很远的地方重重地响了一声。

拿走蛋糕的桌上，留下很大很大一块空当。

这时，黑夜从四面八方漫入屋来，福嫂觉得，浑身上下，除了酸痛的腰之外，她一无所有了。

鞋 童

我对街头卖艺的人总有一种同命感，尽管我手中握的是笔，而他们手中操持的是二胡、吉他或提琴，但这些作为谋生工具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音乐能在天桥或街头的任意一个空坝很直接地换成晚餐钱，而我的文字，还得贴邮票经邮局再转手到报社，而后经编辑审处之后，如果有幸“及格”，才能变成一纸汇单辗转到我手上。从方便省事的角度来看，我有时更羡慕他们。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旦沦为谋生的工具，其灵性和鲜活力就可想而知了。在我被生计逼迫着写那些艰涩的谋生稿时，我敢断定自己的眼神中令人揪心的东西绝不比那在寒风中拉《二泉映月》的老者更少，在这种时候，所有卖艺者断然不会把自己手中的活儿与艺术挂上钩，尽管那也是一些由音符构成的东西，一如我手中羞于让熟人见识的文字。

然而，却有一个年轻的艺人在一个平淡的中午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是一个星期天，按惯例，我与散居在小城各个角落里的文友齐聚茶馆里，从充斥着股票古董和玄龙门阵的话语中，挤出了一小片属于缪斯的天地。各自拿出从老婆爪下和孩子哭闹声中幸存下来的文字互相品评，这是大家难得的一次“精神聚餐”，窘迫的生存状态、儿女的学费以及单位烦琐的人际关系都不必想，天陡的宽了，地豁然辽阔，满是痰渍和烟垢的茶馆，俨然就成了一座圣殿，尽管我们水平都不高，但我们很快乐。这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节日，有的朋友每周为了这次聚会，不惜从家里坐车赶几个小时的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