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兵（第3/34页）

下一步是把他抬上担架，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在此之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再抬上救护车。急救人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员说，“受害人也许要录一份口供。”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急救人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岗位，负责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可是个重伤员。”

警员爬上救护车，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安全隔板那儿。司机“砰”地关上车尾的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担架上的伤员。高音喇叭一经拉响，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便让开一条路。不消两秒钟，救护车就飞驰过天堂路，驶上交通堵塞的公路。警员仍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员。

气管，气管必须畅通。气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会使病人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急救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个吸烟者体内会有的量，不过没什么血。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浅，但足以维持生命。安全起见，急救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肿胀的脸上。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27]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