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7/8页）

2000年年底，我下了最后决心，一定走出美国，去发掘更广阔的内心空间。是的，我觉得在美国很不自由，陷在一个纠结、分裂而又特别肤浅的中美二重奏里边，尤其不自由。当时我尚未摆脱比较严重的生存困境，还有感情困境。通通置之不顾了。感谢上苍，给了我最后那点行动的勇气，让我起死回生。

我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是清清楚楚觉得，继续那样在美国待下去，我会萎缩、破碎、沉沦。而且，因为性格偏执好胜，有极大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疯子。或许还不至于买把冲锋枪上街“突突”陌生人，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图书馆自言自语，或者同几个相似的老疯子一道自言自语，但是距离“突突”的境界，不会很远。我没做过更科学的问卷调查，但是可以扶着一本《圣经》向天作证：在1999年秋天的旧金山，有过两位基本上正常、和善的成年人（一男一女，互不相识，国籍不同，30多岁），向我表达过类似想法（真想拎把枪上街，“突突”了丫挺的）。当然，他们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倘若在这样的场合，还不适合使用Что-тоне так这个短句，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够适用。

所谓单细胞生存，指的是这么一种状况：无以言状、难以形容的疏离、绝望、僵冷、孤独，难以预料、偶尔突发的暴怒。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逻辑，比如改革新思维、古拉格群岛、和谐社会、经济起飞、公民议政等，都无法解释这种新情况。它不是政治苦恼、经济苦恼，而是我从血肉、骨髓中听到的嗡嗡低语，无面目、无神情、呆滞、恐怖的存在性苦恼。都要成疯子了，你给我学位？给我市场经济？美国3亿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旧款各种抗抑郁处方药的轻、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来，服药者中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是父母遵照医嘱劝导或强制他们服用的。

几年之后，我彻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状彻底消失。我没力气去回忆当时那些离奇感受，也很奇怪为何自己没及早抽身，却在那儿纠结挣扎，还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没有用的，换一口空气，换一片天地，换一群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愈和爱有关，但不单指男女恋爱。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俄罗斯总归是起点或者终点。它的残破、怪异、潮湿，夹杂着春风一般飘逸的宽阔、邈远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总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无理性，如同曲调不明的音乐，在寒冷大气中冉冉流淌。没有什么经营管理学的专业词汇，可以准确界定那种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南欧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欧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会呼吸到各不相同、难以言表的空旷、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结论是，那些无法界定的音响和气息，来源于某种隐匿天地间的神迹——这就是深层语言。每一块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层语言。政治变化只是一些大词，而听见深层语言，会让一个人懂得，在哪儿他会变成疯子、死人，在哪儿又能活回来。

2001年9月，发生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事件。之后10年，美国在各方面飞速坠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将全部希望寄予美国，从经济复兴到文化皈依，显得多么可笑。10年中，某一种特定视野和话语自我爆炸、悬空、虚拟化，终至于枯萎、缩小。当今美国一般地方性报纸电视，根本就是废纸噪音。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未必就比《环球时报》给人更多的阅读快感。过去20年，美国的基金会也捧出了几个本土作家，他们专精于晦涩难懂的语言游戏，虽然读者寥寥，但是能够捕获具有自闭倾向的一小群中年追星者。在更广阔的大众市场上，粗鄙恶俗的巨潮如山洪暴发、势不可当。到了2012年，绝大多数美国书店关门大吉。还保留阅读习惯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极低。而美国的评论家、旅行家、摄影家、专栏作家和教授们，对于本国城市社区、娱乐休闲、男女恋爱、媒体读物中明白无误的贫乏趋势，保持奇怪的集体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