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6/8页)

2010年夏天,从莫斯科来的卡特琳对我说:“完美性爱是最高的境界,为之愿意舍弃一切。”我寻觅半生的苦涩真理,被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小女孩,轻轻松松就说了出来。此事足以证明,女孩比大男人更懂得“在场”的含义。

那段不堪回首的单细胞岁月,让我体会到另一种监狱。它无须高墙、电网和囚室,也没有清晰的罪名或刑期。无数男人女人,没有外力强迫,自动自愿退回一种返婴状态。四面八方响着激情摇滚,震耳欲聋,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亨利与琼恩》中伴随男星女星极品做爱的那种。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牢里的犯人。

我40岁以后遇到的那次真爱,或许结局凄惨,但我告别了单细胞生命,成为一个男人。唯有她真心拥抱了一个最凄惨、孤独的我。她走后,我死了一次。世界变为透明的水晶,罩在冰冷、纤细的蓝光下。封冻已久的记忆,忽然融化。长长的绿皮火车,从山洞里穿出,驶向丰饶的田野。

变成单细胞的不止我一人。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我的爷爷是一个男人,他坚实,刚韧,顶天立地。造就男人的是泥土、女性和制度,但不是唯物主义的那种“制度”。事实上,男女两性的基本特征都在消退。如果真心爱过,贴近过一颗燃烧的心,就不会忽略这个恐怖事实。孩子会习惯任何一种氛围,他察觉不到有任何反常。在母亲、姐妹、男女同龄者的细密熏染下,男孩子一天天长成他最后的样子。

2000年夏末,在加州读中学的俄罗斯女孩达莎,为我录制了苏联国歌。听到那曲子,我觉得自己不会白活。一个遥远、壮阔、苍凉的声音,召唤、等候着我。有过那么一片土地,那里没有华尔街,没有投机商,没有好莱坞的破歌破明星和纽约、旧金山的酷白人,大家一样有房住、有工作、有美好的爱情。我也晓得,后来这些变成了扯淡。在圣彼得堡的上空,有一种特殊的颜色。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从那光泽和歌声里,我闻到雪地和森林的湿润、旷野的率真和神秘,以及内心复活的遥远希望。

苏联骤然解体已经21年了,其间种种是非、内幕、来龙去脉,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每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有直接的导火线,也有更为复杂的深层背景。多数人会同意一件事: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俄罗斯的土地和天空,我是一见钟情。爱屋及乌,或是爱乌及屋,都不重要。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有文学、社会报道等等,我都有兴趣,也尽力浏览。关于1991年的解体,我提一个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就是这么简单。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不爱这个国家了”,这话很重,很难说出口,哪怕用很轻的声音,只对自己说。它像尖利的鱼刺,生锈的刀片。但是生活和历史,会把这话摆在每个人面前,在恰当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012年12月,依照近年固定下来的周期、频率和规模,美国东岸一个小镇又发生枪击案件。这一回,打死20多个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和几位老师。不能说我对此事无动于衷,我爱孩子和动物,心也是肉长的,但确实感到毫不意外。孩子们死了,官员和专家又要开始叽叽喳喳、这个那个地讨论。当然只是个案,美国人还是很幸福、很伟大的——他们一定都会这么说。

苏联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东正教、大草原、群星一般灿烂的小说诗歌、欧洲大战、列宁、克格勃,等等;是非成败,错综复杂。美国也有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历史、身份感和语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难以洞悉的深层逻辑,也可以称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缓缓流淌,犹如弯曲的长河,混浊、幽深;从潜潜暗流中,时而溅出血色的浪花。从一个比较熟悉的水面上,很难揣测清楚另一条陌生河流的颜色和形状。所以,中国的故事、苏联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长,或许也暗藏杀机。相互之间,未必有多少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