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4/9页）

“艺术家”这个主题还不得与另一个主题“主观性”联系在一起。当我着手写作时，作家们还得刻意不表现“主观”。这种压力源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它是社会学文艺批评的一个艺术主张，这套理论体系由一班才俊首创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别林斯基，他们利用艺术，尤其是文学，跟沙皇专制与压迫作斗争。这套理论很快广为传播，五十年代末，我们英国就以“责任说”与之遥相呼应。在社会主义国家，它至今仍有市场。所谓“责任”，用句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罗马都着火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考虑愚蠢的个人私事啊”。如果这一说法来自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自于做什么事都被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与南非的种族歧视作斗争的人，那你就很难置若罔闻了。然而，长期以来，形形式式的艺术，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在《蓝色笔记》中，安娜谈到她的讲座时是这样说的：“‘中世纪的艺术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在一边。西方文学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难以为继了”。

安娜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想回避什么。一旦出现某种压力或潮流，你是很难避开它的：你无法避开你的强烈的主观性。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把这主观性称作作家为时代所承担的责任。你无法置之不理：你写一部关于建造大桥或大坝的书，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与感情。（你觉得我是在鹦鹉学舌吗？根本不是。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正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的核心。）我终于懂得：要想摆脱或克服因描写“个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认非个人的现象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描写你自己，实际上就是描写他人，因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喜怒哀乐，你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所谓“主观性”，就是先入为主地将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个体渺小化，处置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个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以此来冲破个性化，即主观性的局限，从而使个体性具有普遍性，并使私人的经验转化为大于私人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会想到：“我在爱”，“我在感受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我在思考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个人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其实是众人所共有的，这道理只有当你成长了才能懂得。

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这部作品构思得当，还可以就传统小说发表作者的意见。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点你只要阅读一下当前的学术研究，就想像得到。我将《自由女性》这部中篇小说作为那一大堆材料的归纳与缩写，本意就是想谈谈传统小说，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写的表示不满的一种方法：“我刻意想表现的真实太微不足道了，我从杂乱中梳理出的东西太有限了！经验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么的粗粝，那么的无序无形，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