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兜售的艺术（第3/5页）

如上的每一个例子，其实都是动机分析专家先发现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愿望或恐惧，利用这种隐藏的力量鼓动人们掏腰包消费，如此便间接地推动了工业车轮的运转。此种潜在的力量隐藏于无数个个人的思想与身体深处，通过精心设置的象征语境，这些力量被释放、传输出来，并绕过人的理性，蒙蔽事物的真相。

有时，这些象征因其本身的夸张而令人印象深刻，使人魂牵梦绕、神魂颠倒，如此产生宣传之效。宗教的仪式和诸种盛景便是一个好例子。这些“圣洁华美之物”强化了信众原已存在的信仰——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仰，则能促其转变。此等“圣洁华美之物”吁求的只能是审美快感，它们虽被强行与宗教的教条联系在一起，却并不能保证此教条之为真理，也不能保证其伦理价值。

史实明白无误，所谓的“圣洁华美之物”常常与不那么圣洁的假美之物并行不悖，甚至被后者挤掉。例如，在希特勒治下，每年一度的纽伦堡党代会，实在是仪式和剧场艺术的杰作。对此，希特勒统治时期的英国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这么评论，“大战之前，我曾有六年时间待在圣彼得堡，那是俄国芭蕾的黄金时代，但是就宏大之美而言，我看没有任何芭蕾表演能与纽伦堡党代会相媲美。”有人会念叨，济慈不是有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嘛，哎，算了吧，这等真理只能在某些终极的、超凡脱俗的层面上存在。在现实的政治和神学层面上，“美”与胡言乱语、独裁专制配合甚好，可谓严丝合缝。这倒也算是幸事，因为倘若“美”与胡言乱语、独裁专制不匹配，那么世上的艺术就既珍又稀了。需知，世上绘画、雕塑、建筑之佳作，大抵都是因宗教、政治宣传而产生，为的乃是宣扬神、政府或僧侣的伟大荣耀。但是大部分帝王和僧侣都是暴君独夫，而一切宗教皆充斥着迷信。

天才匍匐于专制之下，艺术则谄媚于本地祭仪的排场。时间流逝，真正好的艺术会与差劲的形而上学分家。可是，我们能否不学事后诸葛，而是在这种分离发生前就学会把两者区别开来呢？这是一个问题。

在商业宣传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其夸张、诱人的象征原则。每一个宣传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部门，始终努力美化广告牌，或者采用显目的海报，或者在杂志内页插入的广告中布满漂亮活泼的图画、相片。广告之中无艺术杰作，因为杰作召唤的是少量的受众，而商业宣传家极力捕获密集人群的注意力，对于他来说，理想的广告乃是适度与优异的结合，无需太好，但求足够显目，这样的“艺术”期待与它所要象征性描述的商品本身完全匹配。

另一种夸张、诱人的象征方式是商业歌曲，这是最近才出现的。不过，神学上祷告时的歌声，即圣歌与赞美诗，早在宗教诞生时就一并出现了；军歌、进行曲，则与战争同步出现；爱国歌曲（国歌的前身）——毋庸置疑专门用来提升群体凝聚力，强调“我们”与“他者”的区别——早在旧石器时代就由一群一群游荡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们唱响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音乐本身即具有内在的吸引力。此外，动听的歌曲易于在听者的思想中生根，一段旋律很有可能回响于人的一生。假设现在有一段枯燥无味的陈述或价值判断，单单放在这里，无人会注意。可是，将这段话配上一段朗朗上口、易于记住的旋律呢？立刻，这段话就显出了魔力。而且，只要旋律响起，或自然而然想起了这段旋律，那么话语就自动开始重复。看来俄耳甫斯[7]与巴甫洛夫[8]已然结盟了——音乐魔力与条件反射相互配合。

对商业宣传家和他在政治、宗教领域里的同行们来说，音乐还有另一个优势。一个正常理性的人，要写、要说或听他人说些胡言乱语的东西，未免自觉惭愧；但这些胡言乱语倘若谱成歌曲，让一个理性的人去唱、去听，他将满怀愉悦，甚至获得知识的自信。如此一来，我们又怎能将听歌、唱歌时感到的愉悦，与这动听之歌所掩盖的宣传意图明确区分呢？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