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故事集1 随园（第7/11页）

黑河在窗外流淌，水声喧哗。从窗户望出去，水面在夜里灰光粼粼。我从卫生间洗浴出来，老王已经睡着了。我很怕看到他睡着的样子——就像是中弹而亡一般。我关了灯，一个人坐在漆黑的角落里。关于我的老师，我能告诉老王些什么呢？他好像应该知道我此行的动机，所以我告诉他我的老师快死了，我最好回去见一面。我的老师快死了，我对老王说，尽管他精通打坐之术，但也没法长生不老。他快死了，我最好去看看他，因为他曾经“启蒙”了我。我没有告诉老王，“启蒙”这个词原本是他赋予我的——我担心老王理解不了。这个词那么险峻，对我就像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玄奥复杂。我说，他对我的一生很重要，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兴致勃勃，被一些亘古的事物所吸引，让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

“他让我和近在咫尺的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我字斟句酌地说，生怕自己是在夸大着什么。

“历史？”

“算是吧，因为他就是活在历史阴影里的人。”

“你不该沉迷这些，”老王说，“那些事儿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

“没有沉迷，也的确没什么关系。”我说，“我只是在说事情的缘由。”

“我陪你回去不需要什么缘由啊，你让我送你去火星都成。”

“噢，是！”我知道老王说得没错，也觉得自己婆婆妈妈挺丢人的。

“我们该活得简单点儿。”他继续说。

“那你干吗还幻想徒步陪我走回去，飞机不是更简单省事儿吗？”

“这个，我也说不清，不是一回事。”

“其实是一回事，就算你现在开上了吉普车，心里也还有些东西放不下。”

“这和吉普车有什么关系？”他说着伸手又来整理我的发套。

“这么说吧，”我有些急躁，“就算你现在成了一个小老板，你也丢不下诗人那一套！”

我觉得自己有些刻薄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上个月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熟人。他身上的民族服装实在是太醒目了，让人无法忽视。我在酒店大堂里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只有“尧乎尔”三个字惊呼般地脱口而出。他愣了半天，才迟疑着问我：“是杨洁吧？”他现在是县里的领导了，来北京参加一个民族会议。在他高领大襟的长袍背后，我总觉得挡着连绵的雪山。我们去了酒店二层的露天咖啡吧。他一点也不拘谨，好像根本不记得曾经在戈壁滩上将我撂倒。他像一个真正的县领导那样，跟我大谈县里经济的大好局面。于是就说到了薛子仪老师，因为“薛子仪老师为县里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办了企业，将蒲草加工成治疗痛经的药物；他成了地区的首富，住在一座自己建造的山庄里。

“可惜，他快死了。绝症。”“尧乎尔”说，“老头倔得很——他有七十多了吧——不去大医院，自己住在山庄里熬中药喝。”

“尧乎尔”最后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回去看看”。他知道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作为我在故乡唯一的亲人也在两年前去世了，但是，他说他会像“亲人一般地欢迎我回家”。

告别了“尧乎尔”，我乘坐地铁八通线返回通州。车过高碑店时，上来一个女人。她大概有五十多岁，很胖，肚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却穿着件正常身材的人穿上都会显得逼仄的小夹克。她浓妆艳抹，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长长的蓝色睫毛一眨不眨。她旁若无人，像一尊正襟危坐着的膨胀的菩萨。我突然感到羞愧难当。这尊地铁里的菩萨猛烈地震撼了我。在我眼里，她有种凛然的勇气和怒放的自我，这让她看起来威风极了。于是我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回到家，我翻出了老王给我写的那些信。出狱后他依然写信给我，直到我母亲去世，再也没人替他转寄。我从信封上抄下他的地址，写了一张简短的纸条寄给他。一星期后，我的手机被他打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