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塔勒克先生（第3/6页）

“亲爱的，别担心，”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从此以后一切都会更好，一切都会改善。我们将会很幸福。”

“我什么也不要！”说着她开始更厉害地哭起来。当我在怀里感觉着她的颤抖时，我久久地、仔细地看了看房间里的物件，她的衣柜、抽屉、小床头柜、费利敦的电影书籍和所有的一切。八年来，我多么想能够走进这个装着芙颂所有物品和衣服的房间。

当芙颂的抽泣变得更剧烈时，内希贝姑妈进来说：“唉，凯末尔，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没有他我还怎么活啊？”她坐到床边开始哭起来。

我在芙颂家度过了整个夜晚。有时，我到楼下，和前来吊唁的邻居和熟人坐在一起。有时，我走上楼，去安慰在自己房间里哭泣的芙颂，抚摸她的头发，往她手里塞一块干净的手帕。当她父亲的遗体躺在隔壁房间，楼下邻居和熟人们喝茶、抽烟、无声地看电视时，九年后，我和芙颂第一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使劲闻了闻她脖子、头发和因为哭泣而出汗的肌肤上的味道。随后我下楼去给客人们续了茶。

对此一无所知的费利敦，那天夜里没有回家。现在，多年后我明白，邻居们不仅自然地看待了我的存在，还像对芙颂的丈夫那样来对待我是怎样的一种礼貌。给所有这些在我出入楚库尔主麻以及进出芙颂他们家时认识的人准备茶水和咖啡、倾倒他们的烟缸、招待他们吃从街角的馅饼店里叫卖来的馅饼外表，帮我、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打发了时间。有一会儿，这三个人，在坡上有一家小店的木匠，博物馆参观者因为那只假手应该还记得的拉赫米的大儿子，塔勒克先生某个下午和他玩纸牌的老朋友，在后屋里分别拥抱了我，并再次让我要节哀顺变。尽管我为塔勒克先生感到哀伤，但我羞愧而深切地感到，内心充满了一种无限的生活欲望，因为正在靠近一段崭新的人生，其实那天夜里我是非常幸福的。

当银行家在1982年6月破产逃去国外后，塔勒克先生开始去一个由和自己一样的“受害储户”（这是报纸喜欢用的一个词）成立的协会。这个协会的目的是用法律手段帮助那些退休人员、小公务员要回被破产银行家骗走的钱，但他们没能成功。就像塔勒克先生有些晚上笑着、用一种几乎毫不在乎的语气讲述的那样——他也会说他们是“一群蠢货”——有时因为无法作出一个共同的决定，一段时间过后受害储户们之间就会出现争吵。这些争吵会演变成推搡、动拳头和打斗……有时，他们会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好的一份申请书送去财政部，或是一家对此没有丝毫兴趣的报社，抑或是一家银行的门口。那阵子，一些人会向银行投掷石块，叫嚷着试图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烦恼，有时一个银行职员会受到攻击。随后还发生了银行家办公室、家被洗劫的事情。塔勒克先生有段时间大概也参与了一起争斗，所以远离了协会，但当我和芙颂为了驾照流汗，下海游泳时，他又开始去协会了。据说，那天下午他在协会为一件事生了气，感到心区疼痛后回了家，就像后来赶来的医生在一秒钟内确诊的那样，他死于心肌梗死。

芙颂还因为父亲死时自己不在家而痛苦。塔勒克先生一定是在床上等了女儿和妻子很长时间。那天，内希贝姑妈和芙颂为了赶做一条裙子去了莫达街区的一户人家。尽管我在资助他们，但我知道内希贝姑妈不时还会拿着她的针线盒去一些人家做活。我不会像别的一些男人那样，认为内希贝姑妈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相反，我对她这么做表示赞赏，尽管没有任何必要。但每次听说芙颂不时也跟她一起去时，我就会感到不安。有时我会担心，我的美人，我的惟一在那些陌生人家里做什么，但芙颂会像说起一次游玩或是一次娱乐那样说起她难得，也越来越少去的那些日子——就像很多年前，她母亲去苏阿迪耶给母亲做衣服那样——她说，她们在去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喝了阿伊让、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天气很好，海峡很漂亮。她是那么的兴高采烈，以至于我无法跟她说，结婚后我们将生活在富人中间，那时我们俩都不会愿意碰到一个她曾经去他们家做过针线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