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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跪在窗前的座位上，向外眺望下午的景色。太阳光仍然十分强烈，猎猎的大风快活地吹着，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坐下来打桥牌了，窗户关得严严的，暖气开到了最大限度。我想到了自己将要清理的烟灰缸，想到了沾着口红的捏扁了的烟蒂和丢弃的巧克力奶糖会怎样杂乱地堆在一起。我从小只会玩“过关斩将”和“幸福家庭”这样的游戏，对于桥牌很难接受，再说，跟我一起打牌会让她的朋友感到厌倦。

我觉得有我这么一个年轻姑娘在场，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交谈，就像在甜点端来之前，当着客厅女服务员的面不能畅所欲言一样。他们不便痛快淋漓地讲那些丑闻轶事以及见不得人的闲话，范・霍珀夫人的男客们常常勉强装出一种热情的样子，问我一些有关历史或绘画的可笑问题，心里揣测着我刚离开学校不久，只能跟我扯这些。

我叹口气，从窗口侧转过身来。阳光给人以希望，轻快的风儿在海上吹起了白浪。我想起了一两天前在摩纳哥时路过的一处街角，那儿有一幢歪扭的房屋向鹅卵石铺就的广场倾斜着。在高高的摇摇欲坠的屋顶上开着一扇窗户，窄得跟条缝一样。那房屋里在中世纪一定住着某一位古人。我从桌上取过纸笔，凭着想象漫不经心地画出人物头像来——脸色苍白，表情似鹰一般，有着犹豫的眼睛、高鼻梁以及挂着讥笑的上嘴唇。我学着那位久远年代的大师，给我的画中人添了一撮尖胡须和一个滚过边的领口。

有人敲门，接着开电梯的那个杂役手里拿着一封便函走了进来。我告诉他说范・霍珀夫人在卧室里，可他却摇摇头，申明便函是给我的。我拆开封皮，发现里面有一页信纸，信纸上以陌生的笔迹写着这样一行字：

“请原谅我，今天下午我太无礼了。”

内容仅仅一句话，既无署名，又无开头。不过，我的名字写在信封上，而且拼写得很正确，这倒是件非同凡响的事。

“有回信吗？”杂役问道。

我从那些潦草的字上抬起头来。“没有，”我说，“没有回信。”

杂役走后，我将便函塞入衣袋，又把注意力收回到我的铅笔画上。可不知什么原因，画中人不再令我满意。他的面孔显得呆板、缺乏生气，而那滚边领口和尖胡须就像是演哑剧用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