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的象征性自传邱柯斯基8（第2/11页）

这些“盟会小说”，虽然绝不是没有趣味，但大部分都完全缺乏文学价值。不过，它们具有如此显著的一种形式——照今天流行的小说术语来说，就是格式——以至它们的许多特点，有意无意之间，被当代的大作家所吸收。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哲安·保罗（JeanPaul）的《泰坦》（Titan）、霍夫曼（E.T.A.Hoffmann）的《恶魔的灵液》——甚至于像诺伐利斯（Novalis）的《亨利·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和赫尔德林（H.lderlin）的《太阳神！》这种空灵的作品——没有了盟会小说的影响就会不可思议（顺便说一下，这些标题构成了黑塞对于这个时期的最喜爱作品的一份书单）。构成“盟会小说”的核心而以种种方式适应上述作品之需的是这种构想：一个秘密社团以某种方式引导——或设法控制——主角的一生。这产生了中心人物与该结社之间的一种不断的紧张，而在传统上，后者是代表主角正在接受教育以期达到的那种理想。几乎在所有这些小说中，秘密社团的描写都是根据既定的模式，而这些模式都是依据真正的结社的实际阶级组织——尤其是像洛西克鲁斯派（Rocicrucians）那样具有严格规律的结社。高居结社之首的是长老裁判所，其首长代表该社精神原则的化身。该社位于一座神秘的建筑物——往往是一座城堡——之中，包括一个阔大的档案处和各种密室。在新会友被接受之前，他必须甘受考验，并宣誓效忠。他领到一张见习证和适当的徽章，获准参加盟会的庆祝仪式，而且必须常常从事秘密的旅行，来替该会服务。这种旅行往往是象征性地根据克利斯丁·洛森克兰兹（Christian Rosenkranz）——他是洛西克鲁斯派因以得名的先祖，曾到东方旅行，并带回阿拉伯和印度的学问，构成了该会规例的基础的传说。这名见习生或主角在他的游历途中，有一个惯有的人物——密使或精灵——来陪伴或引导他，而这个人物是代表该会的人性化身，与代表精神原则的会长成为对比。在传统上，这位密使具有种种固定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那没有时间性的外表，他的炯炯目光，他的外国出身以及易变性。这些都是流行的“盟会小说”的标准装备，在这种小说里，它们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加以必要的变动——当时具有较高文学品质的长篇小说，其小说结构所具有的类似之处，譬如《威廉·麦斯特》就吸收了这些要素的大部分，而没有加以任何广泛的升华。虽然盟会小说以及那些结社本身，代表了对于纯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因此以神秘和秘密为豪，但是18世纪的作家对他们的反抗却无法绝对一贯：正如歌德一般，到后来，他们几乎总是给种种神秘提供一个理性主义的解答。这种理性主义的解答是典型的“盟会小说”的另一个标准特征。

这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为浪漫派小说所扬弃。浪漫派的小说接受了“盟会小说”的外在形式，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变。结社本身不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是某一种高超理想的象征——如同在《亨利·冯·奥夫特丁根》一般——而该理想的尘世表现，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单独人物上，例如诺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双重人物”。配合这种内在化或升华，合理的诠释就被抛弃了，而该小说于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一如它开始的时候一般。不过，在结构上，连浪漫派的小说也保留许多传统的“盟会小说”的特色，虽然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时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叙述的，乃是他在精神上感到最自在的时代。哈利·哈勒的藏书主要是由歌德、哲安·保罗和诺伐利斯的完整版本所构成，后来又加上莱新（Lessing）、杰可比（Jacobi）和利支敦堡（Lichtenberg）的著作——甚至于加上了约翰·提摩太·赫麦斯（JohannTimotheus Hermes）的六卷作品《苏菲从麦默到萨克森的旅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黑塞的早期忧郁的主要根源，是他相信他的作品——这些是后继时代的产物——永远不能达到过去的大师所达到的高峰。在他那篇轻松愉快而富于资料的论文——《世界文学藏书》（1929年）中，黑塞又再强调他对于那个时期的喜爱。孩提时代，他在祖父的藏书室度过许多时光。这个藏书室包罗了成千的18世纪的卷册。在这里，黑塞“头一次在诗的领域作了有价值的发现……也就是18世纪的德国文学”。为了我们的目的，去考虑一下黑塞对于该时期的认识范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因为它给人深刻的印象。那是由克洛普希多克（Klopstock）的诗、《维特》以及卓多维支（Chodowiecki）做版画的旧历书之类的显著作品而开始的。黑塞继续下去，阅读哈曼（Hamann）、荣·斯第林（Jung-Stilling）、莱新、威塞（Weisse）、拉伯纳（Rabener）、拉姆勒（Ramler）、格勒（Gellert）、赫麦斯，当代的报纸以及哲安·保罗、波德默（Bodmer），盖斯纳（Gessner）的牧歌、乔治·佛斯特（Georg Forster）的游记，马提亚·克劳第欧（Matthias Claudius）、希伯尔（Hippel）和——另一部“盟会小说”——穆勒（M üller）的《西格瓦》（Siegwart）。黑塞明白表示：他也读了许多低级的东西，但是后来毫不懊悔，因为他晓得彻底了解某一段历史时期会有什么益处。在他的论文和歌德、哲安·保罗、赫尔德林、诺伐利斯以及布连塔诺（Brentano）的版本中，在他的信札里，在他的漫谈中，黑塞都一再地指出：他多么忠实而亲昵地从他在世界文学的远征当中——从中世纪、古典作品、东方——回到他最熟悉、最喜爱的文学——德国浪漫时期。总之，要是内在的证据不够充分的话，还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证明：黑塞对于“盟会小说”的文化和技巧是非常熟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