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完结（第8/18页）

如今这房子分出了三层。

店铺里靠加横板，在两层之间挤出一个小阁楼，它的窗子对住家来说颇为特别。窗户高有一米，底下与地板齐。玻璃上是金字遗迹。透过字迹空隙，可以看到室内人的双腿，直到膝盖，阁楼里住的就是戈尔东。他这里现在坐着日瓦戈、杜多罗夫、玛丽娜和孩子。孩子同大人不一样，能在窗柜子里完全站直。过不一会儿，玛丽娜就领上女儿走了。屋里只剩了三个男人。

他们在闲谈。有了多年友情的中学同学们，在夏天凑到一起懒洋洋、不慌不忙地交谈，便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是什么样子呢？

其中会有个人，掌握了足够用的词汇；他讲起话来，思考问题，都很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能做到。

他的两个朋友缺少需要的语汇。他们没有讲话的才能。为了补救词汇的贫乏，他俩谈话时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断吸烟，挥动胳膊，多次重复一些词语（“老兄，这可不够真诚。”“就是嘛，不够真诚。”“是呀，是呀，不够真诚。”）。

他俩却没意识到，交际时这种过分的举动，绝不表示个性的热情和爽朗，相反倒说明不完美，有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很不错的教授圈子里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里面呢？是好书、好的思想家、好的作曲家，昨天和今天永远美好的音乐，而且仅仅只有美好的音乐。他们不明白，自己这种平庸趣味，其害处甚于毫无趣味。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俩轮番责备日瓦戈，也并不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不是出于对他施加影响的愿望，而是因为不善于独立思索，不会按自己的意愿驾驭谈话。谈话好比飞跑起来的马车，把他俩拉向根本不愿去的地方。他们无力调转马车，结果必定撞到什么上去。于是两人在奔跑中，带着一大堆说教和劝喻，撞到了日瓦戈的身上。

对于他们唱高调的起因、同情心的脆弱、议论的陈腐，日瓦戈了如指掌。可他怎么好这样说：“亲爱的朋友！你们和你们代表的那个圈子，受到你们宠爱的那些人物、权威的光彩和艺术，其实全部平庸得不可救药。你们身上仅有的一点新鲜的活力，就在于同我生活在一个时代，在于了解我这个人。”但要把内心这种看法对朋友讲出来，那还得了吗？为了不伤他们的心，日瓦戈只好乖乖地听他们说。

杜多罗夫不久前才结束第一次流放的生活，从流放地回来。恢复了一度被剥夺的权利，也被允许重新在大学执教。

这时他对朋友讲起了流放中的感受和心情。他对朋友说得很真诚坦率。他的一些看法，不是基于胆怯或别的什么考虑。

他说，对他起诉的缘由、狱中和出狱后对他的态度，特别是检察员同他面对面的谈话，这些都给他清洗了脑子，政治上得到了改造，使他对许多事茅塞顿开，作为一个人他变得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很合戈尔东的心意，正是因为这番议论属于老生常谈。他不停地点头同意。杜多罗夫的所说所想，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可这一点恰恰感动了戈尔东。人云亦云的感情俗套，在他眼里成了人类普遍的共性。

杜多罗夫这些充满善意的言谈，很符合时代的风尚。但正是这种言谈所带有的规律性的一望可知的虚伪，引起了日瓦戈的愤怒。不自由的人，总要美化自己不自由的处境。中世纪便是如此，耶稣会员就总是利用这一点。日瓦戈忍受不了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神秘主义，忍受不了那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精神顶峰。这个印象，日瓦戈也瞒着朋友没说，免得争吵起来。

引起他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杜多罗夫讲了和他同一囚室的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个神甫，他有个六岁的女儿赫里斯季娜。父亲的被捕和此后可悲的命运，对她是个大打击。“宗族人士”、“丧失权利者”——这类字眼在她看来是耻辱的标记。说不定她在热烈的幼小心灵中，已经发誓有朝一日要抹去慈父名字上的污点。这个早早定下的长远目标，唤起了她不可遏制的决心，使她小小年纪便成了狂热的信奉者，崇拜共产主义中一切她认为无可辩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