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2/15页）

乔六月去了省农林厅报到，一天都没有耽搁。在中国，人不是单独的个体，人是组织的附属物，来来去去只需要一张调令一次谈话。他到了厅里之后，又被二次分配到省农科院。这是个很理想的单位，对于从事育种学研究的乔六月，似乎是大有奔头。他振作精神，决定把水稻杂交的研究重新续上头，为了自己的事业，也为了走出精神的苦痛。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乔六月的命运再次沉落。

苏联科学院有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当年的副所长努日金是所谓“李森科”学派的狂热鼓吹者，他为了推广苏联的李森科学说，特意飞到中国，在各地举办演讲和座谈会，每一次的讲话都把西方遗传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批驳得一钱不值。有一次乔六月参加会议，被努日金的咄咄逼人弄得很不舒服，当场提问：“努日金先生，你认为在有机体和细胞中没有特殊的遗传物质，仅仅是外界环境对有机体的作用，那么请问一句，你长一只大鼻子仅仅因为你生活在寒冷的莫斯科，而不是在气候宜人的中国南京？换句话说，如果你出生在南京，成长在南京，你的鼻子就会跟我们同样大小？”

乔六月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这不是“基因是否存在”的学术争论了，这是挑衅，是无理取闹，是目中无人。尊敬的努日金先生代表着苏联科学界的唯物史观，“李森科”学派开创的是一代无产阶级的遗传学说，乔六月怎么可以为摩尔根这样一个西方的唯心主义学者鸣抱不平？他代表的是哪种阶级，哪个阵营？

乔六月当场就被驱逐出了会堂。随后，他手里的课题被拿下，很少的一点研究经费被追回，发表论文的资格被剥夺，本人每天去农科院的试验基地，干育种员的活儿。

还好，爱情开始亲睐他了，当小学教师的陈清漪愿意做他的妻子。他们的相识比较物质，是在副食品商店，乔六月凭票买了一斤红糖，结果他发现包糖的纸是某本外国小说中的某一页，他翻过糖包看小说，没有留神那个纸包即将散脱，要不是陈清漪的好心提醒，一斤红糖就要颗粒无存。

陈清漪由此知道乔六月是个爱书的人。

瞧，还是书。跟杨云相识是因为书，认识陈清漪又因为书。书是乔六月的一个宿命，他终生都无法弃它而逃。

结婚。过平谈无奇却又安详和谐的日子。每星期看一场电影，每两个星期下馆子打一次牙祭，每四个星期做一次家庭打扫：擦窗玻璃，拆洗被褥，敲打松动的桌椅榫头，把屋顶的蛛网用竹竿挑去。日子过得极有规律，暖洋洋的，慵懒和散漫的。乔六月无事一身轻。不是他不想做事，是领导不准许他做事。不做事还拿着一份工资，乔六月想抱怨都说不出口。

就到了大跃进，大干快上，全国人民争放卫星的时代。

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粮食的消息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被不断刷新。一株棉棵开一千朵花、南瓜长成磨房大、黄豆剥开后饭碗盛不下……满天都是人造出来的“卫星”，到处都是谎言，虚假，欺骗，没有脑子的狂热。

一位在国内享有重望的科学家发表文章，激情洋溢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植物利用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三千多斤，而是这个数字的二十多倍！”

既然科学家都这么说了，说明地里还有潜力可挖，亩产十万斤远远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农科院怎么办？别人的卫星都上天了，农科院的卫星在哪儿？一个小工人大胆站了出来，宣告他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在农科院为他召开的“彩棉鉴赏会”上，人们尽情欣赏一小块试验田里五彩缤纷的棉花，憧憬几年之后中国妇女的服装会呈现孔雀般的斑斓，而全世界的棉花进口商会排成长队，手捧着飞机大炮的订单来换取这种来自天然的美丽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