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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维托，”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时，她说道，“这是斯泰西教授。”

“教授[2]。”他略略欠了欠身。

“我们一会儿要在图书室里喝咖啡。”她说，“咖啡我来煮就好了。”

“好的，伯爵夫人。”

他转过身停下，用意大利语对她说着什么。她摇了摇头，也用同一种语言流利地回应着。然后，他从正厅后面的门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好奇地说道。

“哦，别听维托说的。”她客气而坚定地打发了我的探询，“他一贯装腔作势。这边请。”

房间淡雅别致。黑白格瓷砖的地板，弧形楼梯，墙上挂着两三幅油画，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海景画。她拉开桃花心木双扇门，带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图书室。书架靠在四面墙上，落地窗外就是花园。亚当风格的壁炉里，明亮的火焰欢快地跃动着；房间里还有一架大钢琴，上面摆满了银色相框的照片。

“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她问道。

“好的。”

她走到橱柜旁，在酒架边忙碌着。“您怎么知道我的？”我问道，“是库伦教士说的吗？”

“自从您开始研究哈里的事，我就知道了。”她递过来一盏酒杯。

“谁告诉您的呢？”

“哦，我的朋友。”她说，“以前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手眼通天的人。”

于是，我想到了托尼・比安科，我那位在大使馆的中情局联系人，顷刻间兴奋起来：“我觉得谁也不愿意回答我那个关于国防部的问题。”

“我猜也是。”

“可他们还是把遗体交给了您。您肯定来头不小吧？”

“这么说倒也没错。”她从一个银匣子里掏出支烟点上，然后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跷起纤瘦的腿，“您听说过SOE吧，教授？”

“当然，”我说道，“就是特别行动机构。英国情报部门在一九四〇年奉丘吉尔之命设立的，目的是配合欧洲的抵抗力量和地下运动。”

“‘点燃欧洲的火花。’这是老人家命令的原话，”萨拉把烟灰掸在壁炉里，“我就效力于特别行动机构。”

我震惊了，“可您当时还是个孩子啊。”

“十九岁，”她说，“一九四四年。”

“那玛尔提诺呢？”

“您看钢琴上，”她说，“最靠边的那幅银色相框。”

我走到钢琴边捧起照片，她的面庞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奇怪，她似乎毫无变化，除了一点——那时候她是金色的卷发。她戴着一顶小小的黑帽子，身着战争时代的那种大垫肩、细腰身的大衣。她还穿着丝袜和高跟鞋，挎着黑色漆皮小包。

站在她旁边的男人中等个子，呢子制服的外面套着皮质军用风衣，两只手插在深深的口袋里，一顶松垮垮的帽子把他的大半个面孔都埋在了阴影里。他嘴角咬着一支香烟，眼睛颜色很深，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脸上的浅笑带着一种坚决无情的魅力。看起来，他是个危险至极的人物。

萨拉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看不出来是牛津大学教道德哲学的‘克罗斯雷’教授，是吧？”

“在哪儿拍的？”我问道。

“就在泽西，离这儿不远。一九四四年五月，是十号吧，我记得是十号。”

“我来泽西时间也不短了，但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当时是被德国人占据的。”我说。

“一点儿没错。”

“那玛尔提诺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还跟您一起？”

她走到一张乔治王时期风格的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文件夹。她刚打开文件夹，我就注意到了里边的几张老照片。她抽出一张递给我：“我没把这张放在钢琴上，原因很明显。”

在这张照片里，她的打扮跟在其他照片里的差不多，玛尔提诺身上也穿着相同的皮大衣。唯一的区别是，他的大衣里面是党卫军的制服，帽子上还有银色的骷髅徽记。“党卫军旗队长马克斯・沃格尔，”她说道，“对您来说相当于上校。他看起来英姿勃勃，是吧？”她微笑着从我手里取回了照片，“哈里特别喜欢穿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