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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够奇怪的。”

我坐回座位：“哈佛图书馆里有他所有的论文。真正激发我兴趣，让我研究这些东西的，其实是个人原因。”

“那是……？”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哈佛录取，但我并没直接去报到，而是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服役一年。后来，因为左膝盖中弹回国，我便再也没去那里。玛尔提诺也同样如此。他在一战最后的几个月里参加了美国远征军。我要说，那时候他年龄并不够。他在弗兰德斯战场上是个步兵。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们都同样选择了另一条路。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经历完战争的酷狱，又堕入心智的低迷。’”库伦教士在壁炉上磕了磕烟斗，“谁说的记不得了。大概是个战争诗人或者别的什么人。”

“是上帝拯救了我。”我说，“越南战争让我的左腿这辈子永远毫无知觉，在心理医生手里又折腾了整整三年，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壁炉架上的钟敲响了十二点。库伦站起身走到橱柜前，从一个雕花玻璃的酒瓶里斟了两杯威士忌。他端着杯子走回来，递给我一杯：“战争的时候我在缅甸，那段日子也够呛的。”他呷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壁炉上，“那么，教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本来呢，神父都应该是不问世事的纯洁灵魂，”他用干涩而又清晰的嗓音说道，“当然了，这都是扯淡。我们的工作就是听人忏悔人类的痛苦和悲哀。教授，我领神父圣职已经三十二年了，对于人心，我了解得很，别人说话有所保留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拿过火柴凑到烟斗上，吐出一口烟，“就比如您，我的朋友，除非是我的判断大错特错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尸体穿着制服。”

他蹙起眉头：“可您不是说，他在经济作战部工作吗？”

“是德国空军的军装，”我说道，“他和飞行员都是。”

“您确定？”

“在越南当海军陆战队员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托尼・比安科。他现在任职中央情报局，在我们的伦敦大使馆工作。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了解消息。当时，我在跟国防部方面交涉的时候碰到了些麻烦，关于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情况，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提供。”

“您的朋友于是帮您去查了，是吗？”

“结果发现了些新情况。报纸上的报道说，那架阿拉多隶属于敌机航空队。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存疑。”

“怎么讲？”

“敌机航空队的飞机都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标志，但是这一架呢，还是德国空军的徽记。”

“您是说，从官方渠道没法获知更多消息了是吗？”

“完全没办法。虽然这事看起来有点荒唐，可是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事情到现在还被标记为战争时期的机密。”

老人皱起了眉头：“这都过去四十年了啊？”

“不止呢，”我说，“去年我调查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类事情。直接碰了一鼻子灰，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发现，玛尔提诺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授予了杰出服务勋章，但是他的荣誉当中，只有这一枚勋章没有列出任何颁发原因。他干了什么才会获得这枚勋章，完全不得而知。”

“可那是军事勋章，而且等级还很高呢，玛尔提诺不是作战人员啊。”

“显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平民也是有资格的，不过这些事情真就跟三年前我在牛津调查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对应上了。马克斯・库贝尔，那个核物理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了许多年教授，是玛尔提诺的朋友。”

“我确实听过这个名字，”库伦说，“德裔犹太人，成功跑出来，没被纳粹送进集中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