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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介意。”

“我妻子是全家唯一喝咖啡的人，她三年前死了。我自己呢，可受不了那玩意儿。”

我在桌子另一头坐下。他为我斟上茶，把杯子移到我面前。我们两人之间保持着沉默。他端起杯子，细细啜饮，等着我开口。

“您这里真舒服。”我说。

“是啊，”他说，“我觉得很不错。当然了，就是有些孤独。斯泰西教授，人最大的弱点啊，就是都需要有个伴儿。”他又斟满了自己的杯子，“我小时候就在泽西住过三年，所以长大之后很喜欢这个地方。”

“确实很容易叫人喜欢，”我远眺海湾的方向，“很美。”

“很多假期时间里我都会回来。退休以前，我是温彻斯特大教堂的教士。我只有一个儿子，许多年前搬到澳大利亚去了，所以……”他耸耸肩，“泽西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么多年来我妻子一直拥有这所房子，这是她一个叔叔留给她的遗产。”

“这样应该是很方便。”

“是啊，尤其是这边还有住房法案的规定。”他放下杯子，掏出烟斗，从一个破旧的皮革烟草袋里拿出烟叶塞进去。“那么，”他随意地说，“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您和您这位玛尔提诺朋友呢？”

“您对他了解得多吗？”

“几天之前，我的好朋友德雷顿医生来看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说是遗体找到了，会从伦敦运过来，在这里下葬。”

“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一九四五年的一场空难。”

“确切地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战期间的英国皇家空军有一个单位叫敌机航空队。他们负责驾驶俘获的德国飞机，进行性能考评什么的。”

“原来如此。”

“哈里・玛尔提诺当时为经济作战部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他作为观察员乘坐阿拉多96的时候失踪了。这种飞机是德国的双座教练机，隶属敌机航空队。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架飞机是坠海了。”

“后来呢？”

“两周之前，飞机在埃塞克斯郡的一处挖掘现场被发现了。英国皇家空军重新获得了遗失的东西，那里的施工则停下来了。”

“玛尔提诺和驾驶员还在里面？”

“部分遗骸。出于某种原因，官方对这件事保持低调。上周我才接到消息，于是搭上最早一班飞机，周一早上就赶过来了。”

他点头道：“你说你一直在研究他的生平。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坦率地说，我可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民众也都没听说过，”我说，“不过，在三十年代的学术界里……”我耸耸肩，“伯特兰・罗素认为他是那个领域中最为睿智而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人物。”

“哪个领域？”

“道德哲学。”

“有趣的研究。”教士说。

“研究有趣的人。他在波士顿出生。父亲是搞运输的，虽然有钱，但并不是暴发户。他母亲虽然出生在纽约，不过双亲都是德国血统。她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几年书，一九二五年回德国，成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外科学教授。”我站起身，踱向窗前，凝神端详着窗外，“玛尔提诺读的是哈佛大学，然后在海德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还是牛津大学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三十八岁时，已经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道德哲学专业的‘克罗斯雷’教授。”

“真是令人赞叹的成就。”库伦说。

我转过头道：“不过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地方哪。他本来是个质疑一切，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彻底颠覆了的人，可是二战爆发之后，他就彻底消失了。直到现在。”

“消失？”

“噢，他离开了牛津大学，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他先后为国防部和经济作战部工作。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可惜的是，似乎他并没有同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下去。他没有再发表什么论文，写了好多年的书没完成，也扔在那儿不管了。我们找到了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手稿，一九三九年之后，他连一个字都没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