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9/14页）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余秋雨：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余秋雨：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窗，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余秋雨：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若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