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课 走向现代的困惑（第2/3页）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1879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长沙。

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至长沙的巡抚大人，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惟公负独醒之累”，指出郭嵩焘的悲剧，在于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焘去世二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一切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用功，想当然，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做了唐代或宋代。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真的完了。因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化，已在最腐朽的政治一文化生态牢笼中奄奄一息，不拆除这种牢笼，再有多少文化英才也只能像郭嵩焘那样屈死乡野而骂名喧腾。变革，乃至裂变，是中国文化要想继续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终于作出了这种选择，是它仍然蕴藏着高贵生命力的证明。

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化有哪些事，值得我们记忆？

王牧笛：甲骨文的破译发现了历史上的商代，敦煌莫高窟的发现，意义都很大。还有西方文化，比如油画、话剧、外+国音乐等的传入。

吕帆：废除科举，开始使用白话文。

一些新式学校也大量出现，国民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还有像胡适、严复这些新学者的涌现，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与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位先生遗风的影响。

另外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出去学习了新知识，回国报效。

余秋雨：好，我们还是投个票吧，大家把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事件按其重要性写在纸上，然后统计一下，列出一个排名次序来。

王牧笛：秋雨老师，投票的结果出来了。排名第一的是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

排名第二的是推广白话文；

第三是大量兴办新学校；

第四是破读甲骨文，一个伟大的商代浮出水面；

第五是发现敦煌石窟；

第六是废除科举；

第七是派遣留学生；

第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的出现；

第九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林语堂等作家的出现；

第十是引进油画、话剧和外国音乐。

余秋雨：感谢你们罗列得那么齐全，可见你们对这个中国文化的重要转型期还是很关心的，而不是像有些学者，眼睛里只有古文和外文。

排名次序，也大体合适。这些事情，是一种系统联动，每一项分开来看似乎都有点匆忙和粗糙，但加在一起却阻止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溃败趋势，开始了对新文化的寻求。

让我们对当时的文化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而不要站在今天的文化高度去嘲谑他们，指责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虽然有不少局限，但在整体上比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尚得多，勇敢得多，也深厚得多。他们在国耻的焦躁中没有选择躲避，而是立足文化从事改革。他们几乎没有获得当时政府的支援，反而常常受到政客的迫害。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局势中，他们很少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创建，他们没有欧洲启蒙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那些思想家的荣耀，几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不安之中，但他们居然做出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有的事情，是在他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例如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他们也都一一到位，立即从事研究，并获得可观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