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33/44页）

然而志摩毕竟是诗人，是天才，假如诗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须莎士比亚葛德但丁那样的人才配称的话。李杜韩白固然是诗人，温李冬郎也还是诗人；苏辛周姜固然是词家，温韦正中也还是词家。内容之雄浑深厚与轻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别作者之大与不大，伟与不伟而已，却不能赖以断定作者是不是诗人。文艺欣赏本来主观的成份居多，所以志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诗，不是旁人用文字说明可以拥护或打倒的。志摩的三部诗集，才是最坚实的凭证。大家读了他的诗，自会鉴定的，我现在凭记忆所及，随便提出几首来，我个人认为的确是诗，是好诗。散文诗如《婴儿》、《毒药》；土白诗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歌谣体如《盖上几张油纸》、《海韵》；长篇如《康桥再会吧》；短章如《天国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块晦色的路碑》。

不过志摩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假如有相当的贡献时，据我看，并不在他那些诗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创造的精神和尝试的工作上。志摩的诗，我个人以为的确是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十几年来可贵的一宗收获。但是绝非杨先生所要求的“对于人生有最深切的认识及最正当的了解”，“反映全时代的痛苦欢乐，全民族全人类的一切情感”，而“用最优美和谐的形式吹嘘到了纸上头去的”，“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一致的个体”的那种理想的作品。虽然我个人怀疑这种理想的作品曾否有过，然而志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极”的作品，这是无庸疑议的。所以我说志摩的诗之本身，对于新文艺之将来，其贡献并不能算怎样的大。可是志摩他那种运用西洋诗的格律来创造新的诗体，居然有了相当的成功，这一点我认为是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的功绩。有人说他们这种工作，只是抄袭，只是模仿，那能算得创造？我觉得不然。中国诗的格律，无论怎样的演变，终没有跳出阴阳平仄的范围，A言变而为五言，古体进而为近体，诗演为词，词化为曲，都离不了阳平仄。现在志摩他们居然独辟蹊径，应用西洋诗的抑扬轻重的音尺到中国诗里来。中西文字，根本不同，这能不说是一种创造吗？现在他们这种试验，距完成为期尚远，（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体验出一种新的读法不可。此非题内之文，容另详。）然而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将来倘使继起有人，这便是划分时代的一种运动。艺术的作品，无论怎样总不能不凭借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吧。否则，仅是一点意像，绝不是一件艺术品。就算最空虚缥缈的音乐吧，也得凭借音调节奏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不然，悲多汶纵有更多的音乐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了。诗歌是比较有实迹可寻的艺术，当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制。这一点，我知道杨先生是一定赞同的。不过他理想中之诗的质与形之关系，是“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诗）整个的底盘，而一切表面的精彩，譬如说声调与形式，俱是要由这一点内心里发露了出来，然后才能令人们觉得，它是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个一致的个体，一首好诗。”所以他主张“每一首诗都各有自己的一个形式。”换句话说，杨先生是反对“诗有定形”的。这种理想，当然极高，但是事实可能吗？语言文字是这样的圆满无缺的表现工具吗？我们极普通的意念，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尚且有时而穷，何况极微妙的诗歌呢？任你多么伟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这种语言文字自身的限制吧。形式变化最自由的，莫过于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极限呵。而意像呢，那是极富有变化的东西，所以杨先生的那种理想，恐怕不易实现。莎土比亚、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诸伟大诗人所写的诗，不也是限于一定的形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