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32/44页）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徐志摩与德国之表现派

郑寿麟　译

本刊顷承郑寿麟君（北平文津街一号德国研究会）惠告，北京大学教授德人洪涛生君（V.Hundhausen）以德文译编之《琵琶记》剧本，现经德国爱好艺术之人士，于本年一月十五日，在柏林Lyceum Club公演。按洪涛生君歆慕中国文化，致力文学作品之翻译，成绩甚伟。已译成德文者，计有：《中国诗人》，《庄子》，《卖油郎独占花魁》，《西厢记》（以上均一九二六年），《陶渊明》（一九二八年），《琵琶记》（一九三○年），凡六种。前年春，洪君在北平天津亲自导演《琵琶记》（德文）时，本刊曾有简单之记述。又去年十二月六日（徐志摩君追悼会）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纪念徐志摩文，刊登天津德华日报。该文对徐志摩君推崇备至，谓其以诗人之资格，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推翻旧模型，新开辟道路，业已成功。篇末附录徐君《雪花的快乐》一诗，并由洪君译之为德文诗。洪君又谓徐志摩君可比西方之浪漫派，而异于西方之时髦的表现家。但洪君此文篇首曾引德国表现派诗人施达德来儿Ernst Stadler之诗一首。此诗今由郑君译为中文，观之可略知德国表现派之主张。郑君所译该诗如下：

模型与门闩必须破坏，

世界当穿过开通的管子，

模型是和平，愉快，乐天的满足，

我偏要掘翻土块。

模型要束缚我，压制我，

我却将我的存在驱到大千世界。

模型是明白而没有慈善的，

我却要追寻昏昧的人，贫乏的人

我要毫无限制的解放自身

使我充满了生命。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我对于徐志摩的认识

唐诚

“但是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土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姆指给掐死的。天呀！那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那天我们这些细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睑的急涨的苦恼。”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我们试看所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的，那个不是……才能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呢？”

——杨丙辰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读了杨先生那篇论徐志摩的文字之后，我就联想起徐志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志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杨先生也的确称得起是志摩的知己了。

一个作家的最后评定，原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们所能确定的。所以像什么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什么哀悼专号里的纪念文，其意义原不过等于一副挽联，一首挽诗，一篇祭文，一块碑志而已。从友谊的立场说起来，当然有它们的意义在着，可是若从文艺批评的观点来看，那些文章，也不过是韩退之的谀墓文字一类而已，本来不甚靠得住的。杨先生这次A认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们给志摩的私谥——大诗人——天才，定要打志摩的“诗圣”“诗哲”的招牌，似乎太过于认真了。其实几十年几百年后，世人对志摩的批评，究竟怎样，我们固然无从知道，就是当代的人，也没有给志摩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志摩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认识，也并没有自视特高，想插足大诗人之列，这有《猛虎集序》文为证。就是他的朋友们也并没有把志摩算做莎土比亚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诗人——天才。他们至多，只不过拿他和雪莱相提并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