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美造筏记（第9/13页）

我剪下这段新闻。正当我坐在饭店里写信告诉赫尔曼关于造筏地点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身穿热带服装的人。摘掉白头盔以后，他的脸显得红彤彤的，像是被他的红胡子烤红的，连头发也被烧得稀稀拉拉的。这个人从野外来，但显然他的职业是教师。

“一定是本奇特•丹尼尔森。”我猜。

“本奇特•丹尼尔森。”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准是听说了木筏的事。”我边想边给他让座。

“我听说了有关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他是来泼冷水的，因为他是一位人种学家。”我断定。

“我来问一下我能否跟你们一道去，”瑞典人平和地说，“我对民族迁徙的理论很感兴趣。”

除了他是科学家和他刚从原始森林回来这两点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不过，如果一个瑞典人敢孤身和五个挪威人共乘木筏出海，他决不会是神经质的人。虽然不修边幅，却依然遮掩不住他随和的个性和豁达的气质。

本奇特成为第六名探险队员，因为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他是唯一会讲西班牙语的人。

几天以后，当我坐飞机沿着海岸北上时，我再一次敬畏地俯瞰下面浩瀚无边的碧海。大海就像悬在天空下面一样摇摆不定。很快，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附着在下面海面上仅有斑点大小的木筏上。

宽广无垠的海水看上去就似要从西方整个海平线上往外充溢一般。我们即将成为这孤寂世界中的一员了，每个人彼此之间只有几步之遥的距离。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彼此还有活动的空间。赫尔曼正待在厄瓜多尔等木料。克那特•郝兰德和托斯坦•雷阿比刚乘飞机抵达纽约。埃里克•赫斯勒伯格在由奥斯陆至巴拿马的船上。而我自己正乘飞机前往华盛顿。本奇特住在利马的饭店等待出航，同时等候其他人。

在此之前这些人素昧平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登上木筏后，才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单只熟悉彼此的身世就需要数周。航海期间，我们最怕的不是酝酿风暴的低压雨云和狂风巨浪，而是六个人挤在一张木筏上，久而久之，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场狂风暴雨。此时，一句巧妙的玩笑常常可以像救生袋那样可贵，从而化解业已存在的危机。

当我回来时，华盛顿正值寒冷多雪的二月。比恩已解决好无线电问题，并让全美业余无线电联合会对我们产生了兴趣，准备收听木筏发出的报告。克那特和塔托斯坦正忙于准备发射台，一部是专为我们服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是战时的特工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计其数。

文件夹内公文越积越厚。军方和政府的文件，白的、黄的和蓝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样样俱全。在这个务实的年代，连一趟木筏旅行都得花费半棵木树浆的纸！法律和规定处处束缚着人，我们必须依次解开这些结。

“我打赌这些文件有二十磅。”有一天，克那特一边打字，一边沮丧地说。

“二十六磅，”托斯坦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秤过了。”

我母亲肯定深知当时搞筹备工作的困难，因为她信上说：“我就盼着你们六个人都能平安登上木筏！”

一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尔曼被大浪冲走，又抛回岸边，受到重创，他颈椎脱臼，正在利马就医。

我立刻派托斯坦•雷阿比和歌特•沃尔德乘飞机前去探望，沃尔德是战时著名的挪威伞兵爆破队驻伦敦秘书，现在正在华盛顿协助我们的工作。他们见到赫尔曼时，他已有好转的迹象，医生用带子把他的头吊了半个钟头才令他的第一椎复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端的骨头有裂缝，并且完全反转过来。赫尔曼健硕的体格挽救了他自己的性命。不久他就青一块紫一块，直着脖子，忍着风湿的疼痛回到了海军造船厂，原来他正在那里收集轻木准备开始建造木筏。医生连续护理了好几周，他能否和我们一起出发也大有问题。尽管他首次和太平洋拥抱就被蹂躏成这样，可丝毫没动摇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