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第7/7页）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尽可能多的诗人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现场”，这是一种误解。那种因为内心虚弱而有意识地集合起来的诗人所展示的只能是功利与狂躁。叫嚣声越高，与真正的诗歌相去越远。与此相对应，那些个体的、特立独行的诗人才是一个个现场，他们互不交叉或者偶尔贴近，但各自的面容清晰可见，绝不互相混淆。如果把这样的诗人集中起来，同时尊重他们各自思想的独立性，也许能接近“现场”的真谛。由于《诗歌现场》十余位编委作品风格各异，交往面也有区别，他们推荐的作品的确较大限度地体现了时下诗歌写作的各种可能性。

但与其他诗歌民刊相比，《诗歌现场》的品质之高，思想之厚，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间刊物的思想其实就是主编的思想，朵渔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逐渐显露，因此，与其说我喜欢《诗歌现场》，不如说我对它的主编朵渔充满期待。

五

内行人可以从朵渔的诗歌中看到他对于坚的尊敬，朵渔也从不忌讳这一点。事实上朵渔尊敬的诗人不止于坚一个，还有杨黎、韩东、柏桦、吕德安等人，他的随笔《以“第三代”为师》对此作过深入阐述。越来越多的诗人怯于谈论自己的“师承”，说得轻一些，这是对自己不真诚，往重里说，就有了虚伪的气味了。以“第三代”为师的立场也深得我心，“70后”中比较优秀的诗人大多与“第三代”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一些“第三代”之后的诗人对朵渔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影响“70后”的诗人不是“第三代”而是他们，这些诗人未免太自负了一些。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生的诗人中的优秀者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第三代”而不是其他，他们与“第三代”之外的大部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几乎同时起步，对于这一拨诗人，“70后”可以称他们兄长，但只有对“第三代”，我们才会心悦诚服地称“老师”。

我和朵渔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最明显的是都属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年纪相对较大的一拨。我记得我们都曾经在各自的文章中说“70后”不小了，都快三十了。一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则干脆在一篇文章中把朵渔称为“老朵”，文章赞的是他的诗歌成就和在诗坛上的地位。于是我在给朵渔写信时也称他老朵，朵渔在回信中“礼尚往来”，叫我“老刘”，哄得我也欢喜了老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