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无风，槐花也会（第5/5页）

从行文看来，林贤治对自己的论点也是犹疑不定的。他对杜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在遗憾于她没有充当“穷人的歌手”之后，马上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杜涯是那种哀歌型的诗人，‘命运的钟声’回响在她的每一件作品之中。她的最温暖的作品，都是为了烘托即时的寒意，而从记忆中升起的。这些以乡村为背景的悲剧作品，延续了古代骚人的易感的传统，暗合了西哲的生命哲学的精义；而在事实上，却是中国乡村在城市崛起的阴影下走向衰败的写照。”在引用了杜涯的《挽歌》之后，林贤治认为这首诗的悲剧性具有哲学的深度，并认为这是中国的诗歌所缺乏的。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林贤治一方面在盛赞杜涯，并肯定了部分诗人的写作之后，却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并茫然四顾：“诗人都到哪里去了？”最终得出了“9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的结论。“诗大于诗人”有什么不好呢？诗在，诗人自然就在，诗人的形象难道不是由诗歌而来的吗？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有名无诗的人，他们如同跳蚤般在文坛上蹿下跳，在名利场上乱拱；或者他们热衷于政治诉求，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派，唯独不是一个诗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什么都可以去做，最好不要做一个诗人。

在同一篇文章里，林贤治还对诗人杨键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杨键文字清淡素朴，亲切自然，大凡乡村的人物情事，无不可以入诗，但因此也就限于风景画或风情画，发掘不深，不少诗失之简单，像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

应该承认，林贤治对杨键的诗歌风格拿捏得十分准确，但是杨键的诗歌是否像他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而缺乏深度呢？很值得商榷。我仍然是那句话：这是一个多元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把“社会功用”放在首位，诗歌就是诗歌，它有自身的规律与写作伦理。杨键的诗歌并非林贤治想象的那么粗浅和简单。比如诗人柏桦就认为，杨键写诗的笔法是典型的中国画功夫，写意或者工笔兼具，尤其强调简朴、认真、醒目的白描写实；杨键就是以这种方法写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诗篇，也写出了许多动物的悲苦；他一切诗的主题几乎都指向中华大地的苦、人民的苦，哪怕他也写过一些中国乡村之美的诗，但从中都透出一丝细腻的悲凉；杨键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对苦难的书写这个部分。诗人庞培则说：“只有杨键一人在写中国百姓的苦难。”（同上）柏桦、庞培的意见可谓和林贤治针锋相对，该偏向哪一方呢，不同的读者会依照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作出抉择。

扯远了，还是回到前面提及的讨论会现场吧。在讨论到我的诗歌时，杜涯开始投桃报李。她对我的作品给予了一些令我汗颜的评价，比如语言非常成熟，有深度之类。最后，她“提醒”我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意见。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而现在，当我无事找事地试图从她的诗歌中找出一些瑕疵时，她是否也会这么提醒自己？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写着，并且相互鼓励。

五

为了显示我对杜涯的了解，在本文结束前，我要披露一个“隐私”。在我们一起开会那年，杜涯的职业是杂志社编辑，那不是一般的杂志，而是一个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杂志（后来，杜涯离开河南去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几年后再次回归河南老家）。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从与老人的接触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本就像老人一样善良的杜涯还像老人一般谨慎，不仅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还怕别人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合肥到郑州的列车晚上十点才开出，而且没座位，所以从黄山回合肥的那天清晨，朋友们叫她与合肥的诗友联系，看能否帮忙弄一张座位票。她连连摆手：不要不要，这样太麻烦别人。我又叫她和我一同到南京乘车，南京车多，座位票容易买。她又连声说：不行不行，这样就说不清楚了。我一愣：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就是到南京搭车吗？她说，我一个人去南京转车倒还可以，我们一起去就说不清楚了。周围的诗友闻言，足足笑了好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