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无风，槐花也会（第4/5页）

其实，相对于1998年出版的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的新作已经具有了丝丝缕缕的阳光，2001年创作的短诗《晴朗的冬天》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一些枯树枝在风中轻微地断裂／轻微的掉落在远处的地上／然而这个晴朗的冬天并不因此／多出什么，也并不因此失去什么。”还有更近的《桉树林》，尽管迷离的惆怅还在，低沉的音调还在，但加入了一些更为坚实也至为关键的东西：面对命运的宠辱不惊。这样的细微变化于一个本来就已经相当优秀的诗人，尤为可喜：

它的道路在红土地上延伸青春

细叶上晃动阳光、蓝天和南方的空气

起风后，光明和梦想会成为真实

遇见它的人会在上午说：大海……

戴斗笠的农妇从林边走过，匆忙看了它

一眼：生活的坚实、依靠，甘蔗的蜜

它的年华、激情，它的土地不会老去——

当人世上的一切都衰老、死亡，连同星辰

难忘美丽的桉树林，那是在海南，整整两天

我穿行于它空灵、飘动和延伸的梦

我曾说：桉树林，请记录我的春天岁月

记录那所有曾经来过又离去的：那存在和消逝

并给我三天明媚、透彻、辽阔

给我两天南方的气温，南方的土地……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杜涯的笔始终环绕着她的故乡。当然，这个“故乡”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故乡，还有心灵的故乡。用杜涯的话说，她的诗歌中的故乡，“一个是指童年生活和活动过的那一带村落，那个广阔的平原。它大约包括十几个村庄、数条河流、大大小小的树林和无数条白杨林荫道，当然还有无边无际的麦浪翻滚的田野。这个故乡令我伤感、沉痛……第二个是指我心中的故乡。这个故乡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坚信它是我所来自的地方。……对于这个故乡我只能远眺、思念，无法回去，也无法触摸。但我知道，它是温暖和光明的，我知道我最终会回去的。我知道诗歌能够帮助我。这也许是我能够将诗歌写下去的理由，或者力量”。两个“故乡”的存在，构成了杜涯诗歌强大的张力，也避免了诗歌内涵的单调和浅薄，杜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多愁善感的才女完美地成长为现在的一个厚实朴素的诗人。

还是听听黄灿然的评价吧——杜涯是“1987年我初读多多以来”的二十年中，“最打动我的中国当代诗人。……她的诗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创造性的”（《不易觉察的诗和人》）。

四

在我读到的对杜涯诗歌评价的文章中，著名学者林贤治的表达颇有意思。在发表于2006年第6期《西湖》杂志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中，林贤治对杜涯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结：“杜涯的诗别具一格，抒情性很强，她敏感于时序的变化。事物的易逝，是挽歌的调子，流布着一种古老的忧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指杜涯的《致故乡》一诗）的许多意象、语词，在杜涯的诗集中反复出现，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这首诗的变奏。她常常重复，集中地写同一事物，像空洞的风，像杨树、栗树和梨树，看得出来，她唯以抒写为满足。在形式上，她也不刻意追求变化，显得相当呆板，然而这正是一个诗人执著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

林贤治同时也认为，“不能说杜涯的诗内涵如何丰富，应当承认，社会内容仍然是单薄的。她的诗大多摄取自然意象，很少涉及人事，尤其是村庄里的穷人，所以还不是那种自觉的穷人的歌手。但是，诗中的那份忧伤、惊悚、亡逝的痛感，虽然有着‘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意味，然而到底属于她和她所熟悉的穷人的世界”。

上面两段话，有赞有弹，但终归还是回归到“赞”字上面。赞的时候，甚至把那些“相当呆板”的诗句和重复的诗意也看成“是一个诗人执著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可见评价之高。而“弹”的部分，却不是很能服人。一种被反复使用而“显得相当呆板”的形式，与“一个诗人执著于自身情感质地”是否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首好诗是不是必须出现“社会内容”？写与乡村有关的诗是不是必须涉及“穷人”并要成为“穷人的歌手”？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人的情感复杂多变，诗歌也有很多种，有的好诗，其文本就具有自足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风格和内容的诗歌都要“关心人民疾苦”。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诗人，李商隐的伟大程度并不比杜甫稍低。某些时候，诗歌的好与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诗人是否在某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杜涯在她的这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她是优秀的，难以设想她要是直接书写“穷人”，诗歌的质地会成为什么模样。——我们能够强求秦观去写白居易的风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