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女郎（第6/9页）

停下，她命令自己。他们想让我这么做的。她把头发解开，梳顺。她知道，三个小时以后，它们就会因为潮湿而耷拉下来，就和从前一样。

第二天，她试着向好友耶慈可提起这个她新遇到的理论问题。耶慈可也是城市规划专业的。她来自荷兰，还记得童年时曾在荒废破败的大街小巷东奔西跑，乞讨零钱，一开始向德国人要，后来是美国士兵，从他们手里总能拿到一两块巧克力。

“你学会了该怎么照顾自己，”她说过，“当时似乎并不觉得艰难，不过，还是孩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那么难。那时候我们都一样，大家都一无所有。”因为她的这段经历——比安自己体验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异乎寻常，也更残酷无情（和纳粹比起来，在汽油泵旁边长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安尊重她的意见。安喜欢她，也是因为，在这里所遇到的人当中好像只有她知道加拿大在哪里。有许多加拿大的军人葬在荷兰。这给了安一个至少是模糊的身份，她感觉自己需要这个身份。她并没有民族服装，但是起码有一些英雄的遗体与她相连，不管这种联系有多微弱。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个问题……”她对耶慈可说，她们正朝着图书馆走去，撑着安的伞。“我是说，你可以重新建造一个部分，可是剩下的地方怎么办？”

“城市里剩下的地方？”耶慈可问道。

“不是，”安慢慢地说，“我想我说的是全世界。”

耶慈可笑了起来。她的牙齿，安如今把它们认作是荷兰牙齿，齐整皓白，牙齿上面露出许多牙龈，嘴唇下面也是。“我都不知道你原来是个社会主义者，”她说。她的双颊粉扑扑的，泛着健康的光泽，宛如一张芝士广告。

“我不是，”安回答，“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全局。”

耶慈可又笑了。“你知道么，”她说，“在有些国家，必须获得官方的许可才能从一个镇搬去另一个镇？”

安一点也不喜欢她讲的这种情形。“这种做法限制了人口流动，”耶慈可说，“少了人口流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城市规划，你知道的。”

“我觉得那样就太糟糕了，”安说。

“你当然这么想，”耶慈可回答，用她最接近怨愤的语气。“你从来不用真正动手。你待在这里，轻松安逸，就像待在妈妈肚子里，你以为你可以永远无所不有。你以为存在选择的自由。整个世界都会有实现的一天的。你等着看吧。”她又开始拿安的塑料头巾开起了玩笑。耶慈可从没在头上戴过任何东西。

安设计出了她的购物中心，加进一扇天窗和成排的室内植物，省去了罗马水渠。她得了一个A。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安和耶慈可，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去听了巴克敏斯特·富勒[10]的讲座。之后他们都到广场一角的酒吧喝了几杯啤酒。安和耶慈可离开的时候大约是十一点钟，她们结伴走了几个路口，然后耶慈可转弯，朝着她那幢镶嵌彩色玻璃的迷人老房子走去。安一个人继续步行，小心警惕，一直沿着亮灯的街道走。她把皮包夹在手肘下面，在手里准备好收拢的雨伞。这一晚破天荒的没有下雨。

回到住处，开始爬楼梯的时候，她忽然发觉哪里有些异样。是楼上，她意识到。绝对没错，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有奇怪的音乐声从相邻的房间里飘出来，长笛的高音在阵阵鼓点中升起，嘭嘭的闷响，嘈杂的对语。住在隔壁的男人在开派对，看样子是的。这对他有好处，安自忖。他有点事情做也好。她定下心来，准备看一个小时的书。

可是吵闹声越发喧腾。从浴室里传来了呕吐的声音。这下麻烦了。安检查一遍房门，确定已经锁好，便拿出放在烤箱旁边碗橱里面的雪莉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她关了灯，背靠房门坐下，在隔壁那家殡仪馆微弱的蓝色灯光中啜饮着雪莉。就算戴着耳塞上床也没用，她绝对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