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情人节（第5/13页）

相完亲以后，我老老实实地向母亲表达毫无意愿。母亲也直截了当地说：“结婚的对象就是要好人，只要对方人好，很快就会喜欢了。”

事情进展得很快，来年六月，我与宜嗣举行婚礼，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婚后的生活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只是真的连一点火花都没有。

在平淡无味的新婚生活中我察觉到一件事，那就是宜嗣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是“婚姻体系”，即便结婚对象不是我也可以。婚后大约一年，我向宜嗣提出想到海外留学。

当时正好宜嗣任职的商社派他到纽约工作，听说公司替他安排的宿舍站在阳台就可以俯瞰中央公园。坦白说，我有点动心，但最后还是摇着头告诉自己：“不，这不会是我要的留学生活。”

宜嗣绝不是个差劲的人。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与我促膝商量、讨论，纵使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有“我想重新遇见你”这种荒诞的愿望，最后还是顺着我。

我和宜嗣从此一个在伦敦念书，一个在纽约上班，形成暂时分居的局面。无论是纽约或伦敦，两地的距离都比任一地到东京近，但我们两人几乎没有联络。

我在伦敦一心扑进政治学的课业，而宜嗣在异国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收到信时，我忍不住替他高兴：“宜嗣先生总算碰到命中注定的人了，太好了、太好了。”

父亲过世时，讲得难听一点，我们趁机把婚离了。不过，对母亲来说，女儿离婚和选哪张照片做遗照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就这样，自二十四岁开始，我在伦敦的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后来又接受指导教授的建议，读了研究生。蓦然回首，自己竟成了联合国的职员。

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睦美，约在市谷一家小小的法式餐厅。由于开在住宅区，出租车在窄窄的巷子里绕来绕去，司机没把握地说：“不是这里吧？”又一次右转，继续前进。走到底，总算找到了约定的餐厅。

走进餐厅，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窗边的睦美。将近两年不见，睦美愈来愈有女主人的架式，洁净的白色桌巾，桌上的餐前香槟，和她相得益彰。

“抱歉，我迟到了。”

我一走近，睦美就睁大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不可置信地笑着说道：“祥子，你怎么愈来愈像野人了？”

“你是说我晒黑了吗？没办法，每天都在非洲的草原上跑来跑去。”

“原来如此……对了，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现在是冒险家，你知道吧？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不过，你给我的感觉就像她那样……”

服务生趋前推荐餐前酒，我还是要了库存酒目录，因为想喝冰得沁凉又香醇够味的白葡萄酒。说也奇怪，自己几天前还津津有味地喝着井水，盛赞它的甘甜可口呢。

“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两人举起白葡萄酒干杯后，睦美问道。

“还不错，可是，最近很容易累。”

“当然啰，都已经四十岁了。”

“回国前，还在为分配蚊帐的事忙得团团转……”

“哎？什么？”

“蚊帐啊！”

看到睦美一副吃惊的样子，我也不想对难民营因为蚊帐问题发生暴动的始末多做解释。蚊帐的数量本来就不够，难民们平日累积下来的不满，终于被这条导火线引爆。难民们不再听从指示，最后是通过和难民的领袖卢班加对话，才解决掉这个烫手山芋。

“对了，小爱好不好？”

话题一改变，睦美的话随即变多。

“那孩子真叫人伤脑筋。原本以为只要在幼儿园让她考个好学校，以后就可以放心了，谁知道……”

“应该念初中了吧？”

我向不断唉声叹气的睦美问道。

“是啊，都念二年级了。”睦美的表情越发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