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33/39页）

戈拉不回答，呻吟声停止了，他睡着了吗？

“你以为我要复活我那未曾谋面的姐姐吗？或许，苍天的伟大杀手将赐予我永生不朽？你兴许还以为，他的那后奥斯威辛计划把我给忘了？”

戈拉把双手从脸颊上挪下，放在桌子边沿上，绷紧他的肌肉，站起来，摁了一下书桌灯的开关。

灯光照亮了他，僵硬，笔挺。窗户的方格反映出他满是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

天上，月亮腼腆地隐退了。黎明的曙光初露，新的一日的红光。

戈拉的脸凝定在窗户的镜子中。

***

帕拉德教授谋杀案在美国报刊上很少被提及。仅有几篇文章发表在唯一的一家当地报刊上，只是在大学中才有回声和流言传播。

在本国引起的轰动是无法比拟的。东欧社会处于后共产主义的大混乱，以及资本主义传播的浪潮中，正在种种复杂的情感中挣扎。奇迹使得独裁倒台，随之而来的同样神奇的奇迹，则导致了朝很难确定的某种阶段的过渡的失败。罪行产生在远方，在强盗色彩强烈的美国，而牺牲则刺激起种种分歧的观点。

一个奇怪的靶子，一种由一个真正职业杀手犯下的罪行。那些规划了这一措施的人只能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人们说：帕拉德发表的作品越来越敌视迪玛以前效劳过的民族主义，同时也越来越敌视始终在活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一种西西里式的措施，实施中，人们这一次要清除的，不是一个商业竞争对手，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对手。这可是一种联姻，一方面是逃亡在美国的极右派，一方面是原先本国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对这两个阵营，帕拉德都是一种妨碍性的声音。

在他第十次重写那篇关于迪玛回忆录的文章时，彼得狂热地追随种种消息和流言，探听警察的调查进程，还有那些从咖啡渣或星辰中辨认蛛丝马迹的人的投机猜测，而泛心理学家帕拉德当初就曾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但彼得没有收回寄给拉里二号的报告，也没有添加任何与迪玛的不肖弟子谋杀案有关的注释。

当文章在谋杀案发生差不多一年后发表时，美国警方由于缺少经费，已经停止了侦查。拉里二号毫不犹豫地在杂志封面的红色腰封上揭露这一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很难说这样做是不是增加了销售量。真正增加的，是在遥远祖国的流言。帕拉德的罪，这个叛徒，属于反迪玛的阴谋。加什帕尔变成了帕拉德的一个盟友。在彼得·加什帕尔这个奇怪姓名底下隐藏的到底是谁？实际上，谁是这个彼得，这个加什帕尔？普世共济会的一个密码？一个被逐者，一个变节者，一个叛徒，为反民族的黑暗利益而效劳！

公众似乎想不起来《明海尔》，这以往的故事，想不起来作者的外号，还有外号的来由，也想不起来关于藏在他脑子里或在他抽屉里的神秘杰作的那些传言。

拉里一号，又名阿瓦建，叛徒工作过的学院的院长，得知了大洋彼岸报刊的歇斯底里。在他眼中，那篇美国文章前的按语，是灾祸的根源。

学院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作者面临的潜在危险，以及他与那个被杀害者的关系。

加什帕尔变得爱失眠，易动怒，而戈拉则觉得自己有罪，因为他刻意推辞了由自己来写那文章。加什帕尔本来可以摆脱人们给他起的一些外号。他羞愧难当，竭力想遗忘。

其间，彼得收到了一些美国读者的来信，相反，他们很是为他文章的暧昧所震惊。那么多的注意和关照都给一个极端分子吗，更何况他还跟他的国家一样，跟纳粹德国结了盟？作者一副抱歉的神态，甚至还在赞赏这个纳粹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个研究人种学的女教授这样说。一个年轻女诗人提问道：“在同一个人身上，你如何区分两种人格？你是不是支持这一做法，把政治性文章跟科学及文学作品分割开来？它们是不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呢？有没有必要寻找他呢？看看他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顺便问一下，这样做，你不正是在引入一种检查制度吗？我们将如何处理由已故名人所体现的对立之统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