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13/39页）

“你还记得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盲人的话吗？‘我了解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不确切，’[13]博尔赫斯承认道。我还要重复一下原话吗？我就不重复了，但最好还是别忘了。自由，就是逃脱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体系的暴政，这就是自由。不完整的、公开的、反教条的思想，不确切，可能性的星云。”

眼镜从他的鼻子上滑下来，他激动的时候经常会这样。他嘟囔道：不确切，不完美就允许有争辩和揭示。

戈拉尴尬不已。帕拉德的话使他想起了读到过的或听到过的什么，却又无法将这一回忆定位。他希望大学生能再回到这一想法上来。

送戈拉的路上，年轻的米赫内阿·帕拉德的眼镜又滑落下来好几次。在湖滨街区，城市的优雅近郊，春天的夜晚仿佛也充满了秘密和陶醉。

除了邀请书，奥古斯丁·戈拉还拥有一件更不像是真的东西——护照。

“是的，我都听说了，”大学生一边喃喃道，一边神情尴尬地瞧着沥青马路。“你在该有的地方有个家。”

“我妻子的家，”戈拉赶紧明确道。

天真的搭腔。那些拥有一本护照的人，包括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时期里，都不值得信任，甚至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你跟你妻子一起走吗？”

这意味着：你不再回来了吗？一本护照是一种可疑的特权，而对一对夫妇来说，两本护照则消除了所有的怀疑。

“希望如此。我还不知道呢。”

戈拉不想再说了，沉默在延续，越来越凝重。他不怎么好承认说，费尔德曼大夫，露德米拉的叔叔，当时的年轻共产党员，曾跟党和国家的领袖关在同一个监牢中，正是费尔德曼同志为戈拉夫妇办理了护照。

“人们劝我入党，”大学生喃喃道，他十分疲劳，多少有些答非所问。

“也在劝我，”过了好一会儿教授也说。

“护照的代价？”

“我没有接受。”

戈拉的嫌疑显然变得更可疑了。帕拉德毫不迟疑地提高了赌注。

“我接待了一个秘密警察警官的来访。”

这一次，他直瞪瞪地盯着教授看，想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

“例行公事。连哄带骗的习惯性尝试。这可不行！别来这一套！别的可以，但这个不行！绝对不行。无论以什么代价，都不行。你并不需要党证。我们已经不是在斯大林主义时代了，他们不会逮捕你的。他们只不过会找你的碴。”

“不给我护照。”

“是的，这是有可能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戈拉似乎准备好了，要奉献一个信任的新证据，让它缓和一下气氛。

“你今天说到了逃逸。这种自由，逃避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体系。不妨说，大脑系统吧？囚徒们与世隔绝，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一只猫出现在了囚牢的窗口。它从一个窗口转到另一个窗口，从一个囚犯转到另一个囚犯，它很好奇，很想玩。囚禁者朝它做手势，等待它，透过铁栅栏把他们的食物送给它吃，还发明一些诱饵。那猫有时候从栅栏中间钻过来，让他们抚摩。其中一个囚徒再也忍受不了这类小孩子游戏，觉得他的难友们也太容易沉迷于一些愚蠢的娱乐了。‘一帮子小娘儿们，傻瓜蛋，有毛病！’这人疯狂地嚷嚷，不仅是一个囚牢的俘虏，而且还是革命学说的俘虏。他跟别人争论起来，他很固执，凶恶，虚荣，爱记仇。他在党内位于非法等级，这尽人皆知。他们也不打算跟他作对。最后，这个歇斯底里者抓住了猫，把它杀了。就在那里，在牢房中。你知道谁是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