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第5/16页）

“起初，我们干得不错，那会儿小姑娘们都迷恋芭蕾，后来这类东西变得过时了，你知道，太一本正经了。不过一直就没完全断过，接着到了80年代，年轻的家庭开始搬到这里，他们好像都很有钱。他们上哪儿挣的那么多钱？这里本来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不过我力不从心啦。”

她说，或许自打婆婆去世之后，这股子劲头，或者是这种欲望，就消失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说，“一直都是。”

厨房也是很大的一个房间，碗橱和厨具显得七零八落。地板铺着黑灰两色瓷砖—或者是黑白两色，只是白瓷砖被脏兮兮的擦地板水弄成灰色。他们穿过一条两边都是书架的走廊，书架一直升到天花板，塞满书和揉烂的杂志，可能还有报纸。一股易碎的旧纸头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层麻席，一直铺到一个侧走廊，在那里，他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藤制的椅子和长靠背椅，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要不是已经摇摇欲坠，没准能卖上点价钱。竹窗帘也破旧不堪，有的卷起，有的放下一半，窗外长着一些过于茂盛的灌木，一直抵到窗口。肯特不大知道植物的名字，不过他认出那是些通常种植在沙地上的灌木。它们的树叶硬邦邦的，闪闪发亮—颜色浓绿，仿佛在油里浸过。

他们穿过厨房的时候，松加把水壶搁上去准备沏茶。这会儿，她陷进其中一张椅子，仿佛也因为能坐下来而欣慰。她举起关节鼓凸、脏兮兮的双手。

“我马上就洗干净，”她保证，“我没问你是不是想喝茶。我也可以做咖啡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两样都不做，直接调一点杜松子酒。为啥不呢？我觉得这听起来不错啊。”

电话铃响了。一种扰人、响亮的老式铃声。听起来它似乎就来自外面的大厅，不过松加急急忙忙朝厨房赶去。

她讲了一会儿电话，停下来取下发出啸声的水壶。他听到她说“现在有客人”，暗自希望她没有推辞了哪个想来看房子的人。她那种紧张的口气让他觉得这不会只是一个交际电话，没准是跟钱有关。他设法不再偷听下去。

大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报让他想起松加和科达尔在海滩上住过的小屋。事实上这整幅令人不适、无人料理的景象都让他想起这个。那间起居室，由一侧的石头壁炉取暖，尽管点着火—他唯一去过的那次—里面仍旧涌出陈灰、烧焦的橙子皮，还有一些垃圾。到处都是书和小册子。该放沙发的地方摆了一张小帆布床—你坐下时，如果脚搁在地上，背后就没有可倚靠的地方，要么就只能朝后退，靠到墙上，盘起腿。卡斯和松加就是这样坐的。她们完全置身于谈话之外。肯特坐在一张椅子里，他刚刚从那上面挪开一本封面沉闷的书，标题是《法兰西内战》。他们现在是这样称呼法国大革命的吗？他思忖。然后他看到作者的名字，卡尔·马克思。甚至在此之前，他已觉察出房间里的敌意和审判。就像你在一间摆满福音书，挂满骑驴耶稣、加利利海边的耶稣画像的房间里的感觉一样，一场不由分说的审判。不仅来自书报—也来自乌七八糟的壁炉、花纹磨损的小地毯和粗麻窗帘。肯特的衬衫和领带好像都不合时宜。他之所以怀疑这一点，是因为卡斯看它们的眼神。不过他既然如此穿戴了，总不好中途换掉。她穿了件他的旧衬衫，用一排安全别针扣着，下面套着牛仔裤。他想过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点不成体统，不过又暗自断定，或许那是她能穿进的唯一一套衣服了吧。

那是诺埃勒快出生时。

科达尔在做饭。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居然非常美味。他们喝啤酒。科达尔三十多岁，比松加、卡斯和肯特都要大。高大、窄肩，前额秃得高高的，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说话飞快、警觉，推心置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