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9/18页)
某些不了解创作的人对朱先生的“鏊子说”发生误读以致指责,我都以平静的心态表示理解。我还听到行家指点说作者缺乏智慧,为什么要让朱先生说出“鏊子”这样的比喻来,让朱先生换一种说法不是不惹事吗,等等。我有限的智慧只把握到朱先生的“鏊子说”才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只有他才能说出“鏊子”的比喻体。如果会料到惹事的后果,进而让朱先生说出别一种不惹事的话来,那么朱先生的面目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样一来,作者有限的智慧不仅专注不到人物的准确把握上,反倒耗费到如何逃躲误读的机巧上去了。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
之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白鹿原和原上的白嘉轩。
抑或是,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
这是20年前的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自1985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到最后完成删简和具象,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把最后完成基本构思说成删简和具象,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构思过程中的特殊体验。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14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20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110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主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约7000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轶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捉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小说《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20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我那时对白鹿原太过悠远的历史不仅感到沉重,更有一头雾水的茫然,没有丝毫细究的兴趣。我在撞开绰号蓝袍先生徐慎行家雕刻着“耕读传家“的门楼下那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惊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属于刚刚开始写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人物和情景,甚至使我在那一刻偏离了笔下的人物,把眼光盯住了白鹿原。此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道原,仅仅只在一些小说或散文的风景描写里顺带过几笔,即如正在写作的《蓝袍先生》,我把这道原仍然依往常风景描写里的习惯称作南原,根本没有触碰业已被淡忘却也颇富形象的白鹿原,可以见证我当时对白鹿原并无特殊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