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17/18页）

就在我游走在原坡和河川吟诵古典诗词的这段时月里，市内文学圈里纷纷议论着《白》，那时候没有电话等传话工具，我是丝毫也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返城取干粮，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托人捎话给我，急于要看《白》稿。《白》的那份复印稿我是交李星手的，他读过之后又交给一位朋友读，然后就传读下去。到我这时再问李星时，他也弄不清《白》稿在谁手里。几经追问，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家里。刘建军是我很敬重的评论家，出版过柳青的《创业史》的研究专著，也写过我的短篇小说《信任》的评论，能听到他对《白》的评说无疑是难得的。我找到刘老师家的时候，他让我看到生动的一幕，他的书房里摊开着《白》的书稿，卫生间里摊开着一部分书稿，卧室里也散放着几章。他说看似很乱的摆放着书稿，其实是家庭各位成员各读各的书稿部分。一家人都喜欢读，我的心里很受鼓舞，且不说刘老师的评说。我向他说了把书稿交给捎话要稿的人，又回乡下来了。还有一件记忆不忘的事，后来，我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畅广元教授的一封信，谈了他读《白》的复印稿的印象。这位教授老师也是熟人，往时接触却不密切，他是《笔耕》文学评论组里的主笔之一，出语不俗而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几位主笔，对陕西新时期冒出的几位青年作家一直关注其创作发展动向，却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爱，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对象，关注并指点我的创作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蒙万夫教授，写有专论。蒙老师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对我写作的关注。以往和畅老师接触不多，他的信里对《白》的概括性评说给我鼓舞，能入得他的法眼，给我再添一份踏实。我记着他在信的末尾谈到一条很具体的意见，即红卫兵挖开朱先生的墓时发现的那块砖头，他说写到辨出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的细节就恰到好处，含蓄不露，符合朱先生的个性。我在后边还写了一个细节，红卫兵生气地把这块砖摔到地上，裂开，里面还发现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畅老师说这个细节是多余一笔，不仅不合朱先生的个性，太过直白，也太过神奇了。我接受这个看法，却没有及时删节，隐隐着别一种用心，即让神秘而睿智的朱先生对身后几十年的民族灾难“文革”，痛斥一生，一时竟顾不及人物个性和直白的弊病了。直到5年后的1997年冬天，茅盾文学奖评奖负责人传达两条修改意见，都是朱先生的两句话，却没有这一句。我同意做可能的修改时，经认真斟酌，把这句狗尾续貂的话删去了，这是我的选择，源自畅老师5年前那封信的意见。后来又有朋友说这句话不当删，对“文革”这样的灾难，让朱先生痛斥一句是很解馋的……我却还是偏重于人物性格的合理和完整。好在修改和未修改的版本都在出版发行，读者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不碍。

这一年的8月，好久不写散文了，又触景生情写下《又见鹭鸶》。自小在灞河水边见多不奇的鹭鸶鸟儿消失多年，这一年的春天在河边有草丛的浅水里，又发现了这白色精灵优雅的姿容，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唯恐它另择他乡离开灞发现了这白色精灵优雅的姿容，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唯恐它另择他乡离开灞河。也许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吟诵得沉醉，便把“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铺陈于文字。着应是我前所未有的颇多闲情逸兴味儿的散文，由此也引发了后来散文写作的持续不减的兴趣。这样恬静的情绪一直持续着。大约到了秋天，收到何启治有确切安排意见的一封信，已确定《白》在《当代》年末最后一期和1993年第一期各发表一半，单行本出书要等到来年了。从3月交稿到年末在《当代》发表，再到第二年出书，在今天看来似乎拖得太久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运作习惯里，算是正常的出书速度，我也没有早点出书的要求，单是有了这个很确定的发表和出书的安排意见，已经很有盼头了。我在原坡和河川散步，看草木的叶子的颜色日见加深，再变黄，直到树叶纷纷飘落，冬天在一场西北风的侵袭过程里，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