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12/18页）

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吕大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著述颇丰，尤值得提道的是他创立的“合二而一“哲学观，在近千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被杨献珍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随即在全国掀起不小的批判“合二而一”哲学观的运动。吕大临不做官只专注研究学问，属于高层高端的事，竟然不忘对最底层民众的教化，为提高并培养整个民族的素质，编写了供乡村氏族祠堂教化子民的教材，却比教材更硬一手属于“约”的性质，即必须照此做人行事。《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再究其源，吕大临曾在陕西关中眉县的“横渠书院”，拜理学——新儒学的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为师，也当属关学的中坚之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语录的精神，在今天读来仍可感到神圣与豪壮。吕大临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对象化到操作性很强的《乡约》，教化一千年前的南方北方的民众，而作为关学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依然坚持着《乡约》的普及性实施，白嘉轩是坚信坚守不疑的一位族长。我在这时候才对自己一直悬挂着的问号有了感觉，在木犁、棉布、饥饿、灾荒和瘟疫世象弥漫了两千年的白鹿原，还有一部《乡约》。这《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这《乡约》决定着中国人和世界各种肤色和体型的人的区别。肤色的深浅，个头的高矮，鼻子的长短，眼珠的蓝色或黑色，仅为其肢体表征的区别，而本质的区别在文化心理结构，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才获得了本文开头的那种删简结果——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我才踏实地打开笔记本，草拟这个人和这道原上的故事。

之十六：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白鹿原》手稿之后，我随即把一份《白》的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看看成色究竟如何。我瞅中李星完全是别无选择的事，他的文学评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影响，在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里是最年轻的评家，呈现出全新的锐气，审视和评判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情感因素，他和我属于同代人，认识近20年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同一栋楼房，见面既说文学创作，也说到某些新呈现的生活世象，虽不可能完全吻合，却能够坦诚坦白地真抒己见，毫无忌讳，这在有较大年龄差别的人中是难得发生的，起码在我是多所顾及的；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一年前逼我跳楼的那句话，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他带着狠劲儿对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这句话的环境前文已述，不赘）；可见这个同代人的评论家李星关注我的写作，殷切到了完全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便毫不犹豫地瞅中他来为《白》把握一下成色。